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 务虚笔记 》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唯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彻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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