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在您的小说中，年轻人总是占据主角的地位……”
“是的，从《年轻人》开始，我已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大都是年轻人。此外，我还通过其他方式谈论过青年问题。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其一生的命运往往决定于这个时期的情感教育、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等。青年是一个极其敏感、极易变化、极为活跃的时期，我喜欢研究和描写这个时期的人。为了追踪一个人的命运，我可能让同一个人物在几部小说中出现，可能在前一部小说中他还是个儿子，在后一部小说中就成了父亲了……”
“您对青年感兴趣，是否还因为您认为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完全正确。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直到18世纪末。青年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诗的主题和美学的对象，文学中很少表现青年的自我意识。也许卢梭的作品是个小小的例外，他表现了青年人的反抗。进入19世纪就不同了。拿破仑的事业使大批年轻人崭露头角，许多军事统帅都不过只有二三十岁。兰波的出现不但改变了成年人对年轻人的看法，就是年轻人本身也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最根本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很早就预感到这种变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的神话》，在我的学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那时我在一所中学里当教员。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青年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受到社会的宠爱甚至奉承，也往往自以为优越，希望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取得支配地位。对消费社会来说，享乐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享乐不就是青春和美吗?父权的衰落和新异教的兴起，造成了对青年的神化，于是青年本身便成了一种价值。我以为这对青年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想，您的小说提供了一种见证。那您是如何了解青年人的?”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有许多朋友，其中不少人就很年轻。再说我当过15年教师，喜欢接触和了解年轻人。我在美国教过书，与学生相处极好。我在路上、地铁里、旅行中，很注意年轻人的言谈举止，关心他们的想法。我并不记笔记，但这一切都印在脑子里。有一次我在摩洛哥，路经一个裁缝铺，有几个年轻学生拉住我，问我是不是法国人，请我给他们解释‘遗产’一词的含义。我翻了翻他们的课本，正巧里面有一篇课文是从我的《一对年轻夫妇》中节选的。我对他们说：‘呶，我就在里面!’他们知道我是作家，非常高兴，告诉了他们的老师。于是我被请到他们学校去讲演。您看，接触和了解年轻人并不是很难的啊?”
“看得出来，所谓‘代沟’在您身上是不存在的。在中国的作家中，有一种‘深人生活’的说法，您以为如何?”
“我觉得这很好，我很愿意到工厂去了解工人，到农村去了解农民。可是现在我年纪大了，去不了啦!不过请您相信，我并不是生活在象牙之塔中。”
我怎么能不相信呢!居尔蒂斯先生出生在法国西南方的一座叫做奥尔德的小城里，父亲是做家具的。他当过兵，打过游击，做过教师，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但相当丰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侯爵夫人的晚会上，他可以是一位不苟言笑而又彬彬有礼的男爵，在朋友的聚会中，他又可以妙语连珠，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他认为最大的灾难是孤独，最大的不幸是不爱任何人，他最为痛恨的是不宽容。他最希望具有的自然禀赋是永远年轻。
“居尔蒂斯先生，您来自普通人，您虽然是一位知名作家，但仍旧是一个普通人。您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您将是永远年轻的。”我说。“您似乎在强调小说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批评家们谈论得最热烈的往往是一些空洞玄奥、距离现实生活很远的作品。”
“这种现象在‘新小说’盛行的时期最为突出。有一种小说，需要批评家做的，似乎不是探寻和揭示小说本身的底蕴，而是找出其‘使用方法’，仿佛拆卸或组装一架机器似的。这种小说所以引起批评家的注意和兴趣，是因为它允许毫无根据的任意解说，而不必动用批评家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还有一种小说，可以称之为‘从头脑里生出来的小说’。这种小说提出问题，社会问题或哲学问题，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很容易进行分析或讨论，特别能引起教师和青年学生的兴趣。加缪的一些小说即属此类。我个人偏爱那种以优美纯净的文笔描绘人的心灵和社会及时代环境的小说。这种小说是同时从头脑和内心深处生出来的。这种小说从生活的具体经验出发，又不与社会和时代隔绝，人们可以感觉到、体会到、意识到，并因此而受到震动。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内心深处悄悄地发生和进行的，是不容易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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