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官们和学者们开始把多余的精力放到讲会上。他们怀着真真假假的救世目的，聚集各方同志，举行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宣讲活动，倡导一种新思想和新的生命观，一时听者如潮。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南京成了中国南方新思想的根据地，就像历史学家黄宗羲在两个多世纪后总结明代学术史时所说：南都旧有讲学之会，万历二十年前后，名公毕集，会讲尤盛（《明儒学案》）。
这是多么豪奢的一场场语言盛宴埃因为讲会开始不久，还是个新鲜事物，不像后来有固定的讲舍，所以城内外的寺庙、树林、旷野，到处都成了布道和争鸣的场所。帝国的饱学之士或一个个自以为才高八斗的半吊子学者占据了一个个讲坛，用一种体验式的语言来表达自以为玄妙的思想，用口舌的快感抵消现实生活的困顿。这些讲会一般是围绕儒学经典里的某个命题，由一人作主题报告，听讲的学者们也可反驳和相互辨诘。一时口沫纷飞，天花乱坠，听讲的人或哭或笑，或大汗淋漓，这座享乐之城俨然成了一座思想之城。
然而我很快就厌倦了这些聒噪背后的苍白。到南京才半年，正逢京察大考，我连述职报告都没写就提出了回家养玻因为没获批准，我才不得不继续留在南京。
徐爱现在已经是我很好的助手了。①这个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的年轻人，跟古时的颜回一样沉静深邃，成了我的学说的一个活样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虽做着兵部郎中，却丝毫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组织同门师兄弟的学习上。他的心简直是一块无瑕的水晶做成的。这一点令我快慰，也令我羞愧。因为这颗水晶做成的心，也照出了我身上扫帚扫不到的角落的灰尘。徐爱就是拿镜子打比方这样对学弟们说的：我们的心就是一面镜子，有的明亮，有的浑浊，从前的学术，就像以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不知镜子一片浑浊，怎么能照？我们老师的学术，是先打磨这面内心的镜子，在磨上用功，然后再去照亮这个世界。
有这么一个弟子我可是省心多了。从各地聚拢过来的学生我都让他去打点了，自己基本上不怎么管事。在南京的这三年，成了我一生中最逍遥的日子，除了养病，养心，让心体更纯粹、明澈，再就是写信。我迷上了写信，真称得上疯狂两字！从少年时代起，任何一件事只要我想做了，我就会倾注全部的热情，这禀性还是一点没改变。如果一天不读到远方来信，或者不写点什么，我就会变得说不出的烦躁。这些信件像候鸟一样，顺着帝国的蛛网般密布的驿道飞向四面八方，当它们飞回时，又带来了各地的消息。有这样一个信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国王出发去巡视他的疆域，他带了七个信使，每到一站，就派遣一位信使返回京城报信，再把京城的消息带给他。开始的时候，他以为只消几个星期就可以到达王国的边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王国的疆土无垠地伸展着，尽管他马不停蹄地赶路，似乎也永远走不到尽头。随着离京城越来越远，信使往返的路途也越来越远。渐渐地，一个信使的到来和另一个信使出发之间出现间断，而且间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长时间的等待中，他终于明白，当第七位信使从京城返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或许那时他已经死了。而这试图探索世界的边界的计划，又是那么的愚蠢……
如果我也有那么多个信使的话，这二十多年来他们的踪迹就会像一张蛛网覆盖住帝国南部广袤的土地，从沿海的浙江省越过江西、湖南直至贵州和广西。他们从我曾经驻留的一个个地方奔向我的家乡，奔向我的学生和朋友们居住的一个个城市乃至遥远的京师。再把他们的询问、祝愿、思念次第送到我的手上。这一封封信，带着途中的尘土和雨水的痕迹，穿过河流、山川和树林，它们是我感知世界的触觉，也是这让人欲爱欲恨的世界需要我的一个明证。
只有徐爱知道我是因为孤独。是啊，孤独，它就像荒草一样不可抑止地生长。说来不信，我在热闹的南京城，竟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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