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很清楚，与“左派”对抗，后果难以想像，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对一些支持港府、反对“左派”的报社采取过激的袭击行动。对抗“左派”，使《明报》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明报》当时在北角英皇道561号。形势危急，为防意外，查良镛指示员工把《明报》所在的标记都拆了下来。此外，编辑部大门装上了铁闸，字房工人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明报》编辑部已拉上大闸，而警方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左派”分子烧不到《明报》报馆，他们当然不会罢休。他们买通了印刷《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员工，于6月23日凌晨，以“偷偷摸摸”的手法，更换《明报》版面，并印行发售。
结果，23日的《明报》一出版，全城哗然。原来，在《明报》第四版上，刊有一篇署名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题目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声明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行动起来”，不可承印《明报》，等等。这段文字的排印和字体十分粗糙，完全不同于《明报》的其他字体，明眼人一看就发现这乃临时偷梁换柱而造成的。
一连几天，数以千计的读者给《明报》来电、来信，除了个别不明真相者对《明报》提出批评和指责外，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明报》表示支持和同情。“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中即没有工人上班，一时间给《明报》的印刷出版造成困难。《明报》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暂时减少版面，只出一大张。几天之后，在其他一些印刷同业的支持下，《明报》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原来的报纸张数，运作恢复正常。对于“左派”分子“偷梁换柱”的手段，《明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此严辞痛斥：“……事实上，明报系统的工作单位，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我们对于维护广大市民安全的措施，基本上表示赞同，对于‘左倾’盲动主义表示厌恶。”
“……利用祖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收买一小撮‘牛鬼蛇神’，实现破坏《明报》的本于‘自由、理性、和平”的崇高立场，一小撮不是左派的‘假左派’，他们所耍弄的这种见不得光的大阴谋，又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他们对明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六二三明报事件’，只有让人更加清楚一小撮‘左翼’教条主义捣乱分子，是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见不得人。他们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时，查良镛已离开香港，远在瑞士。对于查良镛远赴瑞士避风头，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原是到瑞士开国际性的新闻会议的，后来听说“左派”要对他下毒手，于是延迟回港，滞留瑞士；另外一种说法是，在“左派”放出风声要置他于死地后，查良镛于是带着一家大小离港到瑞士暂避。又有一种说法是，他和总编辑潘粤生在新加坡办《新明日报》。
无论哪种说法也好，查良镛滞留海外，都是因为被“左派”威胁所致。
那段时间，查良镛每晚都打长途电话回报馆询问情况，叮嘱大家出出入入要小心；另外，据说，查良镛还写信给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梁小中，要他与当时任采访主任的龙国云主持大局，如形势恶劣，他们两人可以自行先把《明报》暂时结束。
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子行凶暗害，被淋汽油，活活被烧死。此事惊动一时。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查良镛。但他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最后，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这次“暴动”，才逐渐平息。在这一次“暴动”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从那以后，到70年代，查良镛一直为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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