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從人治到法治(3)      柏楊 Bai Yang

  蔣經國這樣的性格,在他生命最後兩年的革新求變中,得以發展出了不起的突破。假如他早兩年去世的話,臺灣政局絶沒有這樣的局面。雖然他同樣有很大私心,但這難免,我們不作過分的苛責。
  問:蔣經國的改革為什麽來得那麽晚?而不早幾年?他改革的力量來自哪裏?是形勢所迫,還是靠他本身的智能?
  柏楊:改革所以來得那麽晚,因為蔣經國似乎仍然在希望:最好不要改革。他一直想重回大陸,而且很相信這件事。當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籌備時,他曾說:“開幕成立這一天,我要參加。”當他知道已定於十月十日他不能參加時,他很懊惱地說:“哎!反攻大陸後,我對幼獅公司有很大的計劃。”
  還有1951年左右,蔣經國接管特務機關(所謂情報改製),很多人反對,認為:“太子”怎麽搞起特務呢?為此,他發表一篇文告,每個幹部都收到一張。文告上有一段話,大意是:“我曾問過戴笠同志,要是情報工作與法律衝突的話,我們怎麽辦?戴笠同志告訴我:‘革命就是法律。’”革命怎麽就是法律?特務機關衹能執行法律,怎麽可以違犯法律!由此可看出蔣經國專製封建的強悍心態。他一心想反攻大陸,想維持他父親傳給他的權力係統。所以他一步步地奪權再奪權,盼望時機成熟,在美國的協助下,國民政府重回南京,統治整個大陸。所以他是排斥民主的。
  他最後所以做出的改革,有幾個原因:一是形勢所迫,外在的環境、時代的潮流已不允許他繼續獨裁。第二,他感到孤單,軍隊士兵和幹部地域性的變化,他不敢作任何冒險。此外,他自己也覺悟到反攻大陸的願望不能達成,自己的身體也不允許達成。生命有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糖尿病使他感到哀傷,感到人生乏味,以往的雄心壯志沒有了,這時他衹想到一點——他的歷史地位。他要在歷史上留名,這是他睿智的地方,也是讓人贊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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