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能虚极、静笃、观复、曰常、归根、复命、知明，就是有了道行了，通了大道了。
老子再次强调人与大道的统一。他的“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后面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回到本态就能恒常，能够恒常就能明洁，能够恒常（虚极、静笃、不意气用事）就能容受，能容受就能公道，能公道就能当首领，当了首领就要知天意天命，知道了天意天命就与大道一致，亲近了并一致于大道，就能天长地久，至死也不会出现危殆灾祸。这种论述方法是中国特有的一鼓作气、步步高升的串起来的立论法，文气恢弘，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大学》上从诚意、正心开始，一路论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种串论法。缺点是它们的逻辑依据并不充分，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我们不妨认定，修身对于治国是必要条件，但并不就是充分条件。自我修养很好的人，为人很好的人，就能统治一个王国并使之胜利前进了？未必。一个人能够复命回到本色就能与天道一致了？也未必。倒是逆对定理能够成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是老几都动辄闹笑话，他怎么可能有容纳性、公道、明白事理、做成大事？
从小的前提得出大的结论的过程并不可靠。从一个复命、知常，就能扩展到能容能公能王能道直到没身不殆上去？太夸张了，太直线前进了。
再说，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造成干扰、紊乱，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生活中有偶然，有变数和异数，有意外的与无规律可循的灾难或幸运。你再通天道，架不住一个交通失事或传染病的流行。你再不通天道，万一碰上彩票中奖也会命运改变。西方的偏于科学数学的思维方法，就很重视这些具体的元素。近年还时兴起紊乱学说来，它的代表性的说法是，南半球某地的一只蝴蝶偶尔扑腾一下翅膀，它所引起的微弱气流，几星期后可能变成席卷北半球某地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西方式的从偶然到巨大的必然的思想方法的精彩命题。而老子式的有了天道就没身不殆的命题，取向恰恰相反，是认定有了大前提就可以势如破竹，一通百通，一了百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思想家强调的是必然，是前提决定论，是大概念决定论，是决定论而不是或然论。
中国的模糊逻辑的方向是，大道决定一切，抽象决定具体，本质决定现象，本原决定结果。同时，现象体现本质，具体体现抽象，一切体现大道。两者呈递升或递降的类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有A则→B，有B则→C，C→D→E直至Z，同时得Z即可断定Y，得Y即可上溯→X→W→V→U…一直到A。这大体也是毛泽东所论述的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会迎刃而解的公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老子“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也决定了孔学的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以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的公式。
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强调区分，分析分解，强调细节决定成败，偶然也可以变成必然。有时候就是头痛决定头，脚痛决定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时强调任何公式应该来自实验、统计、计算，而且推理不但要有大前提还要有小前提，还要区分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有容是公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呢？难说。你虽然有容，但是缺乏知识与专业的准备，你不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公乃王更是如此，公是做一个好王的必要条件，不甚公但是有实力有手段有客观的需要，照样当王不误。同样，甚为公正公道，不但当不成王，连命都保不住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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