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实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意，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惨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地这不单纯的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的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钩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的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啦。”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点权力就可以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屁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惟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终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原来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地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前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后年增加的同样也不再是四个高雄市，而是八个高雄市矣。盖新增加的高雄市逐渐成长，他本身也要生孩子，也要增加高雄市也。
现在国民小学堂多半实行两部制，上午制的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制的学生下午上学。柏杨先生有一次去彰化避寿，亲眼看见下午制的孩子，蹲在一棵大树下，阳光如箭，射到他们头上，昏昏沉沉，教习有气无力，其声如蚊。不禁唏嘘久之。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事啦，经过两年的时光，我不但不再唏嘘啦，反而为他们庆幸不止，总算有棵大树可遮一下的。再过两年，连大树都分配不到，恐怕只能蹲到稻田里上课哩。
国民小学堂实行两部制，当然是因为教室不够，看起施政报告，每县市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占全县总预算的六十、七十、八十，就有人猛嚷超过宪法啦，其实把全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上都不够，假如每年顶多不过盖五百幢教室，而出生的孩子却一千幢都装不下，在稻田里上课还算吉星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一个孩子发给一个救生圈，泡到海水里上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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