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的俗人多了，就想认知几个不俗的。于是，便对钟先生发生了兴趣。
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就被他嘴里叼着的那个大烟斗所吸引。在我们东北，管那玩艺儿叫烟袋锅子。叼那玩艺的大都是乡下老人，而城里人大都抽洋烟. 那是个土玩艺儿，不土的人是绝不会去鼓捣的。何况，已经是八十年代了，中国大陆的现代城市里那种烟袋似乎已经濒于绝迹。可他这位来自香港的建筑师却叼着这么一个土玩艺儿有滋有味地喷云吐雾。这是一种矫情呢抑或是一种习惯？
我在揣度他的时候他是不会知道的。他沉浸在自己的烟雾中，并不去注意周围的人。透过那凌乱的烟絮，我发觉他的胡须也颇有意思。那是几缕灰白的山羊胡，稀稀落落，随随便便，没有什么风采，倒是强化了一种中国的土味儿。仅从仪表上看，他既不像个洋学者，也不像个洋人。这是他很轻松地就与别人建立了友好交往的前提。他作为一名香港建筑师来到大陆参加建筑界活动，自然要受到大陆建筑界的欢迎。每次会上，都得请他讲话。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吗！何况还是来自香港的和尚。他倒也不推辞，讲起话来幽默，风趣，好不造作，机敏中充盈着一种令人难忘的真诚。他说，到大陆来的次数越多，就越不好讲话了。讲什么都不再让人感到新鲜。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快了，西方的洋玩艺一下子都涌进来了，人们什么东西都见识了，已经没有了什么新鲜感。他说他刚来中国那阵儿，讲什么都受欢迎，随便放上几张在国外拍的幻灯片子，加上一点说明就可以大受欢迎。可是，现在不成了。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尤其是给大学生们讲课是一件很让人犯难的事。有一次他一到山西太原的一所大学讲课，一个学生向他提问什么是解构主义。一下子就把他问住了。知识分子是要面子的。他说，他当时尴尬极了，不能说自己不懂，可是，要解答也解答不了。他的机智帮他摆脱了窘境。他装着听不懂对方的话，就把这个学生的问题绕过去了。回到香港后，他无法解脱自己，越想越觉得对不住那位学生。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潜心钻研解构主义，直到彻底弄明白了，才给太原这所学校写了一封信，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当时不明白，回来后才研究明白的，并向那位学生致歉。他讲述这件事时，是在一次百余人的会议上，其坦诚令我惊讶也令我感动。于是，我决定走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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