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他的文学成就是多么辉煌，也不能替代他丧失“羞恶之心”的无耻。从人格上来讲，周作人的苟且偷生与那些面对敌寇屠刀英勇就义的农夫、村姑之类的奋起抗敌的无名者根本没有可比性，他们即使死，也始终未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周作人当什么“教育总署督办”，已变成了侵略者驱使的“人役”，他连卖身投敌都不以为耻，还有什么再值得仿效和崇敬的呢？
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三原则
“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近些年，有暴发户发出如此的慨叹。他们吃山珍海味，住豪宅，开名车，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一副贵族的作派，一种“成功人士”的姿态，为何会如此无奈和空虚呢？
对此，孟子早有断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章句上）无教，使他们成为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
他们尽管得到了一些金钱财富，但得不到精神的愉悦，灵魂的安慰。
无教，并不仅仅指他们其中很多未受过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而是指他们普遍缺乏应有的教养。是一些没有道德修养的人。
所以，孟子认为，做人首先要有道德修养。他认为汤时的名相伊尹，就是这样一个有道义的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章句上）伊尹喜好并实践了尧舜之道，不合道义的财富再多，他连一眼都不看，更不要说自己动手去拿了。同时，不合道义的东西，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也不会向人索取。因为伊尹是一个有道德教养的人。
孟子认为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必须还要有气节。“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章句上）就是一种极致的道德气质、精神品德。它既是道德完善的极致，又是衡量道德的最高尺度。
为此，孟子进一步将这种浩然正气，概括为“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大丈夫就是有气节的人！
他们，就是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从古至今，无论为民请命，还是为国捐躯；无论解民于倒悬，还是救民于水火；无论投笔从戎，还是慷慨就义，都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而名垂千古。比干忠谏，惨遭剖心；荆轲刺秦，易水悲歌，至今流传；苏武牧羊，不失汉心；诸葛谨慎，鞠躬尽瘁；李世民纳谏，人镜仍能明得失；岳飞精忠，一首《满江红》气壮山河；包拯清明，传唱不断；文天祥慷慨赴死，忠烈千秋；袁崇焕冤屈，至今不平；林则徐销烟，四海扬眉；康梁变法，“六君子”血红；辛亥革命，孙中山首功……他们都是有气节的“大丈夫”，是几千年挺立的“中国的脊梁！”
正是有了这种“大丈夫精神”，我们民族才几千年生生不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像与我们同时代的那些文明古国，不是被茫茫沙漠所埋没，就是被所谓的“蛮族”所征服，所同化，所灭亡。
正是有了这种“大丈夫精神”我们民族在近一百多年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依然能从血与火中走出一条抗争之路、自强之路、富裕之路、文明之路。
当然，我们民族中，也有丧失“大丈夫精神”，没有气节的败类。有为富不仁者，有男盗女娼者，有卖身求荣者，有丧权辱国者，他们，按孟子的说法，“则近于禽兽”，不能算有道德有气节的人！
一个人的品德如何，在权势、金钱和暴力面前表现得最为充分。
往往与这个人的出身、贫富以及受教育程度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孟子是这样认为的：“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章句上）荣辱不惊，在功名利禄面前，在穷困潦倒之时，始终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是做人的根本。如果穷困时，就不顾道义，胡作非为；富贵时，就张狂不可一世，那就不能说其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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