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上海的变化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一死，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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