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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2)
钱理群 Qian Liqun
而鲁迅却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对胡适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鲁迅首先质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识，“导师”情结。在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里，鲁迅这样说道——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8。
这正是鲁迅一贯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自我限制，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轻易“越界”。在鲁迅看来，文人学者不过是“能说话”，“能弄笔”而已，像胡适们那样，想做“导师”，乃至“国师”，对青年以至国家起“指导”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了。
这里，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审视与痛切体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4；《可惨与可笑》，《鲁迅全集》卷3，页286。“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咬嚼之余》，《鲁迅全集》卷7，页62。——这样一种唯恐“谋杀”年青人的“生命”，唯恐“欺（骗）读者”的“罪孽”感与“痛苦”，是典型的鲁迅心理，却积淀着极其深刻的中国历史的惨痛经验。因此，鲁迅说“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9。，是内含着一种历史责任感的。
因此，他对胡适这样的自以为“可靠”，自命为“导师”、“领袖”、“先觉者”的文人学者，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质问：你们真的就这么“可靠”吗？在一篇题为《碎话》的文章里，鲁迅以胡适为例，指出，当年你们高谈“干，干，干”的“名言”，高喊“炸弹，炸弹！”的口号（见胡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听了你们的话，“傻子”般地去买了手枪，你们却又改变了观点，号召青年“救国先必求学”，“进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们的教导，先钻进研究室，待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也是胡适的话：“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以后，又准备“跳出来救国”时，恐怕你们这些“先觉者”又“杳如黄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鲁迅说，“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如果“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导年青一代，那就“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成为一种欺骗了。鲁迅尖锐地指出，如果进而鼓吹文人学者本来就有变来变去的“特权”，“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则有“给天才做一点牺牲”的“义务”，这不过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170。
鲁迅质疑的另一方面，是胡适们与权力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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