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辩论和法律有缘，那是于古有征。比如希腊的诡辩派，中国的形名家或刑名家，也叫名家，它们都不是一般的"能说会道"，而是和那时的"现代化"需求有关，和法术之学或打官司的学问有关。昔冯友兰先生尝言，"名家者流，盖出于讼师"（如邓析、惠施、公孙龙辈），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先秦诸子，"道术将为天下裂"，各种流派都拿"大道"的一部分打击别人，打击的结果是"大道"崩溃。
儒家盛言尧舜，墨家鼓吹大禹，道家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反而把黄帝君臣，"一个大笨蛋管一群聪明人"，当理想境界。他们相互攻讦，彼此抬杠，当然对名辩之术都有所利用，但真正的辩论术，专业的辩论术，发展到头，古今中外都是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颠倒黑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特征，即所谓"山渊平，土地比，齐袭秦，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法术的末流是诡辩，学术的末流也是。
法术和学术有关，今天比古代更明显。我们要想了解西方的学术规范，恐怕还得从西方的法律制度入手。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雅图看足球世界杯，不是到现场看，而是蹲在家里从电视上看。
每天上下午两个钟点两个台，回回不落。有一天，转播半截儿，画面一换，忽然蹦出一汽车，天上是直升机，后面是警车，狂奔，多少双眼睛盯着，把大家全看懵了。
这就是轰动一时闹腾好久有如长篇电视连续剧的辛普森案的头一幕。对辛普森案本身我没兴趣，但没完没了的法庭调查、听证、辩论，持续达两年之久，还是让我明白了很多表面上是学术之外而实际上是学术之内的事情。
比如他们在法律上重"证据"，重"眼见为实"，重推理过程的"形式合理性"，问者咄咄逼人，答者斩钉截铁，让你常常觉得"大真若谎"、"大谎若真"，好像施瓦辛格主演的那个充满刺激而又荒唐透顶的电影的片名《真实的谎言》一样，这些全对理解他们的学术很有帮助。比如前一阵儿，我和一位美国汉学家讨论问题。
他说，商代史料是甲骨文，西周史料是金文，后来是竹简，我说，中国学者不这么看，我们认为甲骨文、金文都不是真正的史料，古代史料是写在竹简上，战国秦汉是如此，商代西周也是如此。
好，那他就要问了，你的evidence（证据）呢（这是他们的口头禅）？我只好说没有。虽然我补充说，甲骨卜辞商代西周都有，东周甲骨和战国卜辞现在也已发现（写在竹简上），铜器铭文也是前后都有，它们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竹简也是。早期竹简没发现，不等于没有。"眼见"不一定"为实"，evidence也不一定是truth（真相）。
"可你挖不出商代西周的竹简，人家就不服。我们和西方汉学家有时谈不拢，如在"疑古"的问题上谈不拢，其实很多分歧都未必是来源于事实的理解，而是来源于程序的理解。他们特别喜欢argument（辩诘），立场鲜明，底气十足，yes/no毫不含糊，忌讳assume（假定），也痛恨confusing（颠三倒四），这类习惯，说起来复杂，比照法律，也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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