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三月底，皇上交办的查处李侍尧贪纵营私一案的全部差事，实际上业已办妥，四月初，和珅等将定罪量刑奏折拜发之后，即取道贵州回京复命。李侍尧以下全部官犯仍留在云南等待最后判决。以和珅拟罪而言，是严格依法办事的，他并没像通常审理此类案件的钦差大臣那样，奏请皇上将李侍尧“从重”改为“立决”，因为他反复揣摩旨意，隐隐地感觉到皇上对李侍尧似有网开一面之意，如果自己稍有不慎，露出借机倾害李侍尧的念头，反而容易招致皇上的反感；况且，李侍尧婪赃事实既已办得确凿，即使以“斩监候”上报，谅他也很
难过关。
乾隆在严于立法惩贪上，做得比他的父祖康熙、雍正都好，更是他的后世子孙无法望其项背的。为什么乾隆中期以后，有那么多犯了贪污贿赂罪的贪官，其中包括数十个“红顶子”被杀掉？就是因为惩贪法条载入了《大清律例》，擢发难数的贪官污吏，不抓则已，一旦被揭发出贪污白银一千两（大约相当于一位县官的年薪）而推进司法程式的话，他就很难活着出来。
对李侍尧，乾隆确实想刀下留人。因为，他从治理国家的多年实践中，对“人才难得”体会良深。杀了李侍尧，国家今后遇到大事，就少了一个处繁治剧的能员。现任首席军机大臣福隆安气体孱弱，不堪重任，和珅倒是机敏过人，伶俐可爱，福隆安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只有他能顶上去，把军机处运转起来；阿桂呢，当然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全才，但环顾宇内，能与他相比的，就只有李侍尧一人而已。乾隆真的担心，国家如果同时发生几件大事，没了李侍尧，该是何等捉襟见肘啊！如果留李侍尧一条活命，将来他更有报不完的再造之恩。乾隆深谙“使功不如使过”的帝王术。
当然，“人才难得”之外还有一层，那就是乾隆最看重李侍尧这个奴才恋主最深、也最诚，他的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私房话儿，都可以放心地对李侍尧讲。就拿进贡这件事来说吧，乾隆申斥臣下进贡的谕旨不下数十道，不少谕旨恳恳千数百言，如说自己并不喜欢督抚大臣进贡，“朕常时所用悉系朴素木器，不尚奢华，督抚等若惟夸多斗靡，妄费呈献，朕非特不以为喜，转觉其可惜，督抚等又何必为此耗费物力而不能见好之事乎？”又说“宫中服御，不用珠绣，又如象牙织簟，远不及寻常茵席之安适”，等等，话都说得非常动听。但乾隆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他传旨署两广总督李侍尧说：“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从英国等西方国家进口的“镀金洋景表亭”（今天故宫钟表馆里摆的多是这玩意儿），一座不够，要“多觅几件”；已进的似乎还不够理想，“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且“不必惜价”。于此一件小事可见，乾隆和李侍尧私情非同寻常。“官儿不打送礼的”，就道出了中国人情世故的特色。李侍尧深谙此道，给皇上送的礼，寓意吉祥、体面大方，新颖别致而不流入奇技淫巧，富丽堂皇又未落入俗套，用实际行动给别的督抚树立了一个“优于办贡”的榜样，最后如果因为进贡掉了脑袋，乾隆皇帝作为纳贡者能够心安吗？
不过，这些想法都不便拿出来作为赦免李侍尧的理由，乾隆只好另辟蹊径，设法从司法程式上做手脚。
经钦差大臣遵旨初审拟罪上奏之后，按常规由皇帝批谕“该部议奏”，即将钦差大臣初审的奏折批交刑部核议，由刑部拿出本部意见上奏。但李侍尧系大学士兼管总督，为朝廷大臣，国家体统的尊严所系，不宜由刑部论议；况且，刑部侍郎喀宁阿与和珅同往云南审案，已经表达了该部的意见。像李侍尧这样的大案、重案，由皇帝批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核拟速奏”，应该说是最符合当时司法常规的。但乾隆深知如果走这样的程式，李侍尧必死无疑。因为三法司的大臣们唯知就法论法，他们肯定认为钦差大臣和珅拟的“斩监候”失之轻纵，只有“从重立决”，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不交三法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批交“大学士、九卿会同核拟具奏”。大学士九卿会议解决的是“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大学士、九卿会审是最高审级，由它决定李侍尧生死，于国家体制讲是正办，就国家常规司法程式而言也讲得通。更重要的是，大学士九卿会议虽说体制尊崇，其实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乾隆完全有理由认为，把李侍尧交大学士九卿会审，维持钦差大臣和珅“斩监候”原拟，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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