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大难当头 身携健笔避海外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查良镛在这次暴动中，面临危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包括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磡青洲水泥厂等。在这些劳资纠纷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事，行动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之后，港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对于这场暴动，查良镛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
在6月6日社评《本港“左派”拥刘少奇》中，《明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关于香港的5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刘邓陶”，“白纸黑字，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出来了，如何能够抹去？惟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评的最后说：“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这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查良镛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查良镛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由于《明报》支持港府、反对“左派”，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宣布不准《明报》和《明报月刊》进入澳门，至此，已有十份香港报章被禁行销澳门。
6月9日的《明报》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明了《明报》不畏强权，决定与“左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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