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还积极主动地救助生命。
在岳州、鄂州以及黄州本地有一种不良的风气,贫民限于经济能力,无法养育更多的子女,而一旦超出养育能力,他们往往会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死在水盆当中。苏轼听到这样事情,心中非常沉痛难过。他一方面写信给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一方面在黄州号召热心公益活动的朋友组织民间慈善机构--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出生必备用品。苏轼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与一点必要的救助。
苏轼感慨道:"如果能够救活百十来个小孩子,也算是闲居在这黄州的一大快乐啊!"(事载苏轼《东坡志林》)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轼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勇于超越苦难的潇洒呢?
在一个月淡风轻的夜晚,苏轼在东坡与朋友饮酒方罢,他拄着木杖,倾听江涛的声音,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忍不住临江高歌一曲: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醒复醉"一句乃是神来之笔!在东坡饮酒,诗人刚刚醒来便又醉去,如果说醉复醒还有情可原,而醒复醉显而易见乃是醉后醒来,醒来又再次醉倒!这一场酒可谓酣畅淋漓,作者也许根本就不想醒过来,只愿在酒醉当中忘却世上的种种烦恼。这时正是三更天,家人早已入睡,东坡居士坐在门前,拄着手杖,静静地倾听江涛的声响,因为此时此刻那起伏的江涛就好像他不平静的内心一样。在恍惚之间,诗人觉得人世间纷纷扰扰的蝇营狗苟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多少年来,就因为自己太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以至于使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反而丧失了我之为我的真实感受!不如趁着夜深人静江涛渐渐平复的时候,驾着一叶扁舟,离开这恼人的地方,去江海之际浮游一番!
苏轼来到黄州不想惹麻烦,没想到这最后一句歌词又惹来了大麻烦!
据说,第二天一早,这首歌辞就传遍黄州,大家都说苏轼昨夜唱罢此歌后,将衣服帽子挂在江边,乘船出海去了!消息传到知州徐君猷的耳朵里,可把他吓坏了,徐君猷是苏轼的好朋友,但他负有看管苏轼的重任,苏轼要真的跑了,那他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急忙带人去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正在家中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徐知州还是不了解黄州的苏轼。他早已不再是那个意气用事、头脑冲动的小青年了,他懂得,"江海寄余生"只可能发生在诗词当中,而现实的需求则是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也许,这也是一种潇洒与成熟吧。
现在让我们想想,苏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他善于读书,在科举、制举考试中名列前茅;他善于为政一方,七八年的地方政务,政绩显著;他善于吟诗作文,著书立说,是当代文坛领袖、学界宗师。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黄州时期的苏轼,诗词不敢多作,书信不敢多写,话不敢多说,为官没有事权,这对于一个多才多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文人而言,真是一场无期徒刑!然而苏轼让这场痛苦的徒刑变得有声有色:诗词不敢多作,我就作《猪肉颂》;书信不敢多写,我就算算账簿;薪俸被取消,我就开荒种地;事权被剥夺了,一日三餐总能做吧?厨师总能做吧?我不仅自己做,还总结成菜谱传给大家一起做,就是菜谱也可以写得文采斐然,耐人寻味。
这就是苏轼的魅力,也是他给我们的启示。有些人遇到挫折,遇到困难就大发雷霆,就怨天尤人,就不吃不睡,就诅咒生活,苏轼才不做这亏本的买卖呢!他不仅不会折磨自己,还要想方设法犒赏自己;不仅犒赏自己,而且还要将犒赏的感受写成诗文,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快乐与潇洒。我们之所以喜欢苏轼,并不仅仅因为他善于考试、善于做官、善于作文、善于吟诗,更是因为他在艰苦的条件中依然能够表现洒脱旷达的自我,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为之倾倒,为之投去敬重的目光。
苏轼曾感叹:"黄州真如在井底!"(《与王元直》)的确,黄州对苏轼来说,就像是一口废弃的枯井,但苏轼却不是那只井底之蛙,他在这口枯井里算账、耕种、盖房、酿酒、做饭、念佛、读书、交友、作诗、著书,忙得个不亦乐乎,不断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这口枯井中,慢慢流淌出滋润苏轼、滋润他人、滋润后世子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甘露。这样说来,黄州对苏轼来说,似乎反而是个难得的机遇。那么,苏轼对于黄州,又意味着什么呢?苏轼在黄州,还将有哪些潇洒之举呢?他那著名的《赤壁赋》、《赤壁怀古》词是如何写出来的?
请看第五章《赤壁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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