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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大碰撞 》
第32節：回首國企改革路(1)
馬國川 Ma Guochuan
14楊啓先：回首國企改革路，MBO是逼出來的
14楊啓先：回首國企改革路，
MBO是逼出來的
楊啓先
國有企業産權改革到底是怎樣産生的在國有企業産權改革大討論的熱潮中，2004年9月20日在新浪財經舉辦了“國企産權改革與社會公正”沙竜，特邀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楊啓先參加。
楊啓先從1952年開始，在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部門——國傢計劃委員會工作整整20年。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但具體怎麽做，誰心裏也沒底，衹能是“摸着石頭過河”。這種背景下，1980年5月，“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應運而生。1982年5月，五屆全國人大决定設立國傢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由國務院總理兼任主任。
楊啓先1981年初從河北大學經濟係調往體改辦，他在體改辦及體改委一直工作到1991年，歷任體改委規劃局局長、體改委委員、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1980年體改辦成立時中國還是鐵板一塊的計劃經濟，2003年撤銷時，市場經濟在中國已經勢不可擋、深入人心。23年的體改辦發展之路，或許可說是23年中國改革之路的一個縮影。楊啓先親眼目睹了23年中國改革的歷程：1982年，適當擴大市場調節取嚮、縮小計劃調節範圍；1984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7年，國傢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從50年代初起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楊啓先曾經參加過中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歷次計劃的編製工作，曾組織和參加過歷次經濟體製改革中長期規劃與年度方案的製定，曾多次參加過全國性重要文件和報告的起草，對於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建設的歷史和發展的麯折過程，有較係統的瞭解與體會，比較熟悉。他負責過一些體製改革的總體規劃，參加了歷次經濟體製改革中長期規劃和年度方案的製定以及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對於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歷史過程、觀念變化、方法成就、經驗教訓、存在問題，以及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等，有比較全面的瞭解和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與體製建設、宏觀經濟管理和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與實務方面，都有自己的認識。其有關經濟體製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觀點與基本思路，在經濟學界有一定影響。
楊啓先以過來人身份講述了自己親身經歷的國企改革歷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方位審視國企改革歷史的很好角度。楊啓先說：
我們中國的企業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效益不高，這個大傢都知道，歷史很長了。國企的改革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一個難題，國傢很重視，一開始就要搞國企改革，跟聯産承包責任製幾乎是同時提出來的。
計劃經濟那一段我也參加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前期，當時我們的理論上還沒有完全確立下來，蘇聯這種體製，還沒有完全把社會主義歸結為公有製而走嚮計劃經濟，所以存在商品經濟的各種問題。從1955年開始，我們開始搞社會主義，就是單一的所有製：農村搞集體化，當時叫合作社或者叫人民公社，城市搞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對工業就是私人工商業改成所謂的公私合營。剛公私合營完，到1957年出現問題了。發現國有企業最大的弊病是“活力不強、效益不高”。這個現象當初毛主席發現了，對這個問題有所批評，認為這是體製造成的，而且是照搬蘇聯體製，毛主席提出要改。但當時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為什麽呢就是認為管得過多，主要是中央管得過多。當時絶大部分企業，稍微大一點都十分重要，這是中央管得過多的毛病。從1957年采取大規模下放，企業絶大多數下放給地方管，1957年造成一場混亂，沒有辦法，到1959年初期又把基本上下放的企業收回來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又提這個問題，為什麽呢因為“四人幫”針對這個問題，歸納了“條條專政”。1969年大批判的時候，天天批“條條專政”，從1970年又改過來了，又怎麽改了呢還是沒有其他的辦法，還是采取下放的辦法，說是當初下放不徹底，現在徹底地下放，包括鞍鋼等一些大企業都下放了。一方面沒有解决問題，一方面到1973年又造成一場混亂。1973年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又把企業收上來了。當時不知道怎麽改開始摸索這麽一種辦法，但不敢提産權，這個詞都提不出來，用這種辦法改，結果不成功。總理在的時候圍着桌子團團轉，也沒有解决辦法。
這樣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以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地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但並沒有提出改革開放怎麽搞，就提了兩句話“對內搞活經濟，對外私營開放”。這個實踐依靠大傢去創造，農村創造聯産承包製，城裏怎麽辦呢當時就改“搞活企業”，從四川開始。怎麽搞呢還是沒有經驗。
1979年中央專門組織100多人的一個調查小組，總結過去改革的經驗，當時計委、經委必須都是老一點的同志參加。從調查的結果得出一個結論，現在看是一個很大的進展：國有企業的問題看來不在原來說的中央管得過多，還是地方管得過多；中央管或地方管都衹是一種行政的管理，如果要解决企業的問題，搞活企業，必須適當地建立自主權。這時開始提到自主權了。
究竟怎麽回到自主權呢當時開了很多的座談會，和企業商量。企業就說我要自主權，但是我現在要自主權的話，我現在最缺自主錢，希望你們給我們錢。大傢又想搞活企業，又想要企業自主權，但是自主錢國傢財政不可能。後來商量能不能實行利潤分層製，預算的錢不能給，衹能賺利潤以後，分一定的利潤給企業。但是，由於財政的任務很重，100%的交給國傢的財政，分多了不行，所以分了1%-3%，上到10%很少。
開始的時候企業很高興，分到錢以後，恢復了職工奬金制度，用這個錢發奬金，同時還可以搞一點廠長基金。但是錢非常少，分了兩年，企業不過癮，覺得太少了，別說搞技術改造，連個厠所都修不了，要求改革這個制度。沒有辦法還是按照利潤分成，如果按照利潤分成的話，又要調動國傢的財政，所以改了“基數分成”，有的時候分了20%、40%，比例又大了一些。
開始企業很高興。在1982年的時候又不行了，企業紛紛提出意見：“基數分成”交的多的是原來效益好的，增加利潤潛力很小，原來基數低的都是節約不太好的，往往錢就很多。搞得原來效益好的，分的比原來的差的要少。又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了怎麽辦我們又搞調查，調查世界國傢究竟怎麽做調查的結果發現除了蘇聯這個國傢以外，其他的國傢一律都沒有這種利潤的關係，都是交稅。這個是國傢規定的所得的稅務法，你利多多交，利少少交。1982年我們國傢開始實行這個稅務制度，當時我們叫“利改稅”或者叫“以利代稅”。當時財政任務很重，如果稅務低了財政受不了，最後搞了一個“五四制度”，當時“五”留給國傢，“四”留給企業，也有問題。後來我們叫“稅利並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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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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