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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節：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22)
錢理群 Qian Liqun
而魯迅卻作出了另外一種選擇，並且對鬍適的選擇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魯迅首先質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識，“導師”情結。在一篇題為《導師》的文章裏，魯迅這樣說道——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麽？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嚮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鬥。《導師》，《魯迅全集》3，頁58。
這正是魯迅一貫的觀點：知識分子必須有一種自我限製，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不要輕易“越界”。在魯迅看來，文人學者不過是“能說話”，“能弄筆”而已，像鬍適們那樣，想做“導師”，乃至“國師”，對青年以至國傢起“指導”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了。
這裏，也包含着魯迅的自我審視與痛切體驗：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復談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信》，《魯迅全集》3，頁54；《可慘與可笑》，《魯迅全集》3，頁286。“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幹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於我是苦痛的”。《咬嚼之餘》，《魯迅全集》7，頁62。——這樣一種唯恐“謀殺”年青人的“生命”，唯恐“欺（騙）讀者”的“罪孽”感與“痛苦”，是典型的魯迅心理，卻積澱着極其深刻的中國歷史的慘痛經驗。因此，魯迅說“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導師》，《魯迅全集》3，頁59。，是內含着一種歷史責任感的。
因此，他對鬍適這樣的自以為“可靠”，自命為“導師”、“領袖”、“先覺者”的文人學者，就提出了極為尖銳的質問：你們真的就這麽“可靠”嗎？在一篇題為《碎話》的文章裏，魯迅以鬍適為例，指出，當年你們高談“幹，幹，幹”的“名言”，高喊“炸彈，炸彈！”的口號（見鬍適《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聽了你們的話，“傻子”般地去買了手槍，你們卻又改變了觀點，號召青年“救國先必求學”，“進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們的教導，先鑽進研究室，待發現了“一顆新彗星”（這也是鬍適的話：“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以後，又準備“跳出來救國”時，恐怕你們這些“先覺者”又“杳如黃鶴”，不知跑到哪裏去了。魯迅說，“如果衹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麽說明日那麽說也好”，但如果“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導年青一代，那就“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成為一種欺騙了。魯迅尖銳地指出，如果進而鼓吹文人學者本來就有變來變去的“特權”，“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則有“給天才做一點犧牲”的“義務”，這不過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碎話》，《魯迅全集》3，頁171、170。
魯迅質疑的另一方面，是鬍適們與權力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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