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官方或准官方关于圆明园中“西洋楼”的记载总那么简略？我以为这同清朝统治者并不那么看重它有关。谐奇趣( 即“西洋楼”）——万花阵——海源堂( 即“大水法”）——远瀛观——转马台这一组建筑，显然是模仿凡尔赛宫的产物。那本是供奉于清廷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郎世宁、法国人蒋友仁向乾隆皇帝献媚的产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若干图片
和有关说明文字，多从西欧反馈回来，因为西方人对存在过这一组建筑物的考究兴趣，显然比当年的中国皇室和王公贵族对它们的兴致要浓厚许多倍。这也不奇怪。中国的皇帝，包括慈禧太后在内，一贯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对于所谓泰西的“淫巧奇器”，他们可以享受之，却不愿褒扬之。仔细想来，那“大水法”的喷泉所构成的气氛，也确实与中国固有的审美观念不合拍。中国一贯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清幽、澹泊、循矩、守拙、方正为
美，所以中国的园林尽管也使用借景、错综、点染等手段使其灵活多变，但一圈将其封闭起来的又高又硬的围墙，却总是不可或缺的。即如颐和园，本来昆明湖的风光与周围景色已融为了一片，但那也非用围墙把它圈起来不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颐和园东面自知春亭一带到廓如亭铜牛一带，那堵裸露的围墙是多么“煞风景”——当然这也可以用统治者害怕群众潜入暗杀他们来解释，但我以为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要求——终究还是封闭起来的好，对水的运用自然也受这一心理因素的支配，可以使其平稳如镜，可以使其流响如筝，可以用来种植菱藕，可以用来载舟浮灯，最激烈的用法，也不过是使其从高处堕下成为瀑布，至于使水以脱离地心引力的姿态向上喷射，在潜意识中就难免判定为“忤逆不经”。这也就是为什么钦定的《圆明园四十景》中只有“竹深荷静”、“石间壑余清”、“兰溪隐玉”、“夹镜鸣琴”、“水木明瑟”、“淡泊宁静”……一类水景，而并不包括“泰西水法”在内的原因吧。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后来慈禧重修颐和园，以及后来中国的官僚地主们修造苑囿馆舍，为什么几乎都忽略喷泉的设置，北京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几处像样的喷泉，可惜经常闲置，而且至今仍未推广，在这方面已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国内其他城市或许有稍多于北京的，但也都远未把设置喷泉当作一桩改进审美意识和民族心理的事情来抓。
喷泉确实是个好东西。从功利上说，它可以调节、净化城市空气，滋润居民们的心肺；从形式美上论，它能增加城市景观的立体感、曲线感、灵动感、水晶感；而最重要的还是一种心理熏陶：它可以在含蓄蕴藉的民族性格中补充一些奔放的热情，可以在贞静谦逊的民族美德中渗透一些自信的昂扬，可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诱发出一定的想象力和升腾力。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着巴黎凡尔赛花园的喷泉，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这方面大有向法兰西民族学习、借鉴的必要——其实也不仅是法兰西民族．从造园史的角度上看，公元前七世纪巴比伦的悬空园已有喷泉，后又传入北非、西班牙和印度，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形成系统的“水法”，后来才传入法兰西而形成凡尔赛喷泉网的壮观景象。世界各民族的优点，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当作营养吸收，以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
当然，那天我们在凡尔赛花园的喷水池边散步时，我不可能这样系统地向同伴们表达我的思考，我只是大概地讲了讲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杜阿梅一方面对我由凡尔赛喷泉所引出的关于法兰西民族的赞美表示感谢，一方面笑着说：“你也该知道，这凡尔赛喷泉在设计上也有问题。据说花园修好以后，把这附近所有的水源都引来供喷泉喷水，也还是不够，弄得路易十四的侍从们每天每人只发一盆水用，狼狈不堪。后来动用三千名士兵挖渠，企图把塞纳河水引来解决问题，可是闹起了疟疾，死了好多士兵，也没成功。因此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皇帝们也难看到全园喷泉一同喷水。直到上个世纪，从这西南的高原上取得水源，又建了水泵楼，才基本解决问题。所以，这凡尔赛喷泉既反映出我们法兰西民族奔放豪壮的一面，也暴露出我们自高自大、夸张挥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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