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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一捲·第三十二章 湖北黎屠戶
劉鳳舞 Liu Fengwu
張振武、方維被殺，是袁世凱、黎元洪串通一氣，狼狽為姦，屠殺革命黨人的典型事例。
黎元洪坐鎮湖北，多次屠殺革命黨人。湖北革命黨人內部早有矛盾。以劉公、孫武為首的共進會與蔣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兩大革命團體在聯合之前，就存在門戶之見。武昌起義前夕，為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建立了聯合總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初期，即革命黨人組成謀略處，與舊軍人、立憲派抗衡的時期，兩團體合作得較好。但在聯合總部組成中，共進會占據明顯優勢。在湖北軍政府建成時，掌握軍政府實權的軍務部部長孫武、副部長張振武，均係共進會黨人。文學社對此不滿，一直存有戒心。文學社領導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漢口軍政分府，便在蔣翊武的積極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學社社員。在文學社社員心目中，衹有漢口軍政分府纔可賴以維持革命係統。他們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揮，而自行其是，想在漢口另樹一幟，以待將來改組湖北軍政府。孫武等共進會成員也對漢口軍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獻計要取消漢口軍政分府，以免所謂“尾大不掉”。
湖北軍務部長孫武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一面打擊文學社黨人，一面與黎元洪為首的舊勢力相勾結，擁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尋找黨人首領作為代理人，於是，孫武與黎元洪的勾結日益加緊。
黃興來武漢督師，孫武因忌妒黃興的威信，與黎元洪為首的舊軍官勢力更加緊密勾結，與黃興對立；蔣翊武等文學社黨人則擁戴黃興。恰值黃興、宋教仁、鬍瑛等同盟會領導人和蔣翊武、楊王鵬、宋錫全等文學社黨人均為湖南人，而孫武、黎元洪等均為湖北人條件①相對於根據，指製約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外部諸，便形成了以黃興為首的在鄂同盟會黨人與將翊武為首的文學社黨人為一方，同以孫武為首的共進會黨人與黎元洪為首的舊官僚勢力為另一方的兩個派係之間的矛盾鬥爭。
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漢口不守，同文學社員溫楚珩、何海鳴等人乘輪離鄂，去安慶，得到安徽革命黨人的支援。對於詹之棄職東下，黎元洪宣稱為軍法不容，孫武說是拆革命的臺。詹等如果回武昌，則有被黎元洪、孫武加之“失陷漢口”的罪名而殺害的危險。
漢口失陷前夕，受文學社擁戴的鬍瑛，雖然擔任了軍政府外交部長，但仍不滿足個人權欲，利用文學社的不滿情緒，挑唆駐漢陽的民軍協統宋錫全於11月1日晚，自漢陽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漢陽防守空虛。湖北軍政府聞訊後，即電湖南都督將宋錫全就地正法，首級解武昌懸城示衆3日。與宋同行的王憲章、鬍玉珍等，經蔣翊武、蔡濟民力保方獲釋。由於宋走時佯稱奉黃興之令，時人信以為真，故宋被殺又引起文學社不滿。
漢陽失守，黃興東下，蔣翊武任戰時總司令。軍務部根據第5協協統熊秉坤的報告稱，第5協第10標標統、文學社員楊傳連前在漢陽臨戰時，私卸武裝欲逃教”、“絶對知識”，並把這些階段說成是人類意識在歷史中所，將楊的職務撤銷。蔣聞訊大怒，函知軍務部及熊秉坤，宣稱欲撤熊協統之職以報之。孫武便以軍務部長名義召開會議，第7協統領、與孫武關係密切的鄧玉麟發言說：“今軍事緊急，各軍皆布列江岸戰鬥綫內，而蔣代理總司令乃欲撤熊協統，殊屬悖謬已極，將來軍事必敗於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塗竪子耶！”於是，孫武等决計捧出譚人鳳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討使，將蔣翊武撤職。蔣被撤職，憤憤不平。其他文學社黨人也對孫武等共進會領導人滿腔惱怒。
孫武對與他意見相左的共進會負責人之一、軍務副部長張振武也排擠打擊，以致勢成水火。由於孫武、蔣翊武、張振武3人之間的矛盾極為尖銳，且都有一定的實力，3人又分別擔任軍務部長和副部長，時人稱之為“鄂軍三武”。隨着南北議和達成協議，黎元洪日益倒嚮袁世凱，“三武”的政治態度也愈益分野：孫武組織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對南京臨時政府；蔣翊武則親近黃興，支持南京臨時政府；張振武處於中間狀態，但對湖北局勢不滿，聲言要進行“二次革命”。
蔣翊武、張振武為了與孫武把持的《中華民國公報》抗衡，先後分別辦起了《民心報》、《震旦民報》，各自抒發自己的政治意嚮，互相攻訐，在湖北軍政府內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孫武因與吳兆麟爭奪北伐第一軍總司令，也發生了矛盾，總監劉公也對孫頗為不滿。孫武樹敵過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氣凌人，飛揚跋扈，攘功怙權，無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擊文學社黨人，即對共進會同志也不大重視，所以同志們怨言極多。革命黨人和軍政府內的不滿矛頭，均指嚮孫武一人，驅孫幾成普遍要求。
黎元洪就利用大傢對孫武的不滿情緒，從中挑撥。若有人對黎處理的事情不滿時，他便說：“這是孫堯卿（孫武）的意思，是孫堯卿他們議妥了讓我蓋章的。”他既把責任推到了孫武身上，又挑撥革命黨人之間的關係例如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致使黨人把對軍政府的不滿情緒均集中到孫武頭上，反對孫武的情緒終於導致一場以“倒孫”為目標的事變。
倒孫事變的發起人是共進會員黃申薌。黃在革命準備階段曾廣泛聯絡會黨，並在軍隊中發起革命團體種族研究會，擁有會員80餘人，又聯絡其他團體，總並聯絡軍中同志500餘人。孫武自日本回鄂後，組織共進會，黃加入，並將所聯絡之團體歸併成為共進會的群衆基礎。孫武對他極為器重，以孫中山名義委任他為大都校。但後來他一直沒有被重用，武昌起義時，初任他為民軍第4鎮第7協第14標統帶。1912年2月，湖北軍隊編為8個鎮以後，他升為協統。但資格和能力都在他之下的高尚志卻是他的頂頭上司（鎮統製），他對這個委任不滿，礙於面子，纔勉強到軍務部找孫武，謝軍務部對他的委任。未料到，孫武對他的態度非常傲慢。孫坐在靠椅上，雙足俱跣，昂然不動，慢條斯理地問道：“你來了，接到委札沒有？”
黃申薌已是怒火中燒。孫武又道：“協統不小呀，你好生的幹，聽着沒有？”
黃申薌見他太瞧不起人，強忍怒火不辭而去，而且到處說：“堯卿得意忘形，連老朋友也不認識，我非殺他不可！”
黃申薌與群英會的領袖嚮海潛關係極為密切，而且二人都是湖北大冶人。群英會是嚮海潛等在武昌起義之前建立的會黨性的反清團體，基本群衆對外稱108人，取水滸梁山伯聚義108將之意，實際人數遠不止此數。曾得到文學社劉復基等人的支持，但文學社不吸收會黨，故武昌起義前，群英會大多數加入共進會。黃申薌發動“倒孫”運動，便以嚮海潛的群英會相號召。提出“改良政治”的口號，組織“改良政治群英會”，企圖驅黎倒孫，改組湖北軍政府。後又收縮目標，專門打擊孫武。
黃申薌為了團结各路人馬，參加倒孫事變的人員很復雜，有文學社員王文錦、王國棟領導的傷兵團體畢血會、武昌起義以後從四川返鄂的原31標組成的教導團、起義老兵組成的將校團，以及義勇團、學生軍等士兵組織。這些人各自帶有不同的目的，有出於對孫武勾結黎元洪植黨營私，打擊革命黨人不滿的；有革命有功人員因被置之閑散、或因傷殘未得到應有的撫恤，而對軍務部不滿的；也有因個人權位未得到滿足而鬱鬱不得志的，等等。由於參加人員極復雜，行動起來就沒有統一的政治方向，也沒有嚴密的組織係統。惟因同盟會、文學社中人暗中與群英會攜手，文學社機關報《民心報》社，便無形中成為聯絡機關。起事時，各軍重要人員，往來報社絡繹不絶。
孫武對下面的不滿情緒，有所耳聞，故以軍務部長名義與副部長蔣翊武聯合發出佈告，針對群英會警告說：“近月以來，流言蜂起，爭權利，挾意氣，懷疑詐，樹黨援，第二次革命之風潮幾於昌言不諱，試問此等無意識之舉動為公乎？為私乎？其推倒異族乎？抑自殘同類乎？……我同胞宜慎思之。”
但為時已晚，不能奏效。
嚮海潛於1912年2月27日晚10時，對空放了一排槍，是為起事信號。畢血團、將校團、教導團、義勇團、學生軍一齊出動，以黃申薌為總司令，在武昌城內采取暴力行動，驅逐孫武及其親信鎮統製鄧玉麟、近衛軍統製高尚志等人。起事隊伍佩戴“群英會”徽章，手持百旗，上書“改良政治”、“驅除民賊”、“保商保民”等字樣，上街遊行，鳴槍示警，高喊“打倒孫武”、“打倒軍務部長”等口號。
孫武、鄧玉麟、高尚志等事先得到消息，已避走漢口。群英會發出告示，衹誅孫武一人。但由於諸人協謀時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禍機既發，各赴其事，內務部與軍務部同時被擾，各部人員紛紛逃匿。參加事變人員一時失去控製，秩序大亂，軍政機關，破壞殆盡，亂兵盛行搶劫，藉機報復。第2鎮統製文學社骨幹張廷輔亦於當夜被亂兵所殺；蔡濟民被綁架，經黎元洪力保，方得被釋。
黃申薌見孫武已逃，於次日天明把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並扣押了孫武的傢眷，不許隨便出入，抄出的箱籠推積如山。稱孫為“民賊”、“懸賞購孫頭”。
孫武在漢口聞訊，怒不可遏，要調兵平亂，實際上已無兵可調。後經漢口紳商蔡輔卿等懇勸，又與武昌黎元洪商妥，嚮起事人提出3個條件：（1）不得動搖都督；（2）不得纍及無辜；（3）不得騷擾平民。孫武發表退職宣言後了事。孫武辭職後即寓居漢口，在英租界組織武漢民社，繼續從事擁袁、黎，反對同盟會的政治活動。
黎元洪的本意是以革命黨來殘害革命黨，他巴不得利用黨人之間的矛盾，把孫武搞掉。在事變發生前，他已得到消息，但並不加製止，擺出一副坐山觀虎鬥的姿態；孫武也曾嚮他上書辭職，以免兇終，他卻表示再三輓留，不使孫武離位，要把笑話看到底。事變後，孫武果然被逐，他心中暗喜，順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會的要求，批準孫武辭職。而另一方面，對驅孫的發動者黃申薌，同樣不客氣，當衆申斥黃破壞秩序，給5000元作路費，要他立即出國留學。
黎元洪以鎮壓“叛亂”的口吻致電鄂省各軍事機關謂：軍務部長孫武，昨已平和解决，市廛無驚，秩序如常，各機關照舊辦公，望勿輕聽謠諑，仍在該地鎮懾，是為至要。
由於孫武、鄧玉麟、高尚志等去職，黎元洪便可以名副其實地獨攬湖北的軍政大權。他首先將軍務部改為軍政司。原軍務部副部長蔣翊武、張振武一同去職，改充都督府顧問。任命舊軍官曾廣大為軍務長。為平革命黨人之氣，3天後又改任蔡濟民為司長，但軍務司失去了軍官的任免權。改組後的軍法處則成了黎元洪用來任意屠殺湖北革命黨人的工具。
第2鎮統製張廷輔被殺，近衛軍統製高尚志和第4鎮統製鄧玉麟去職，而代之的均是黎元洪的心腹、爪牙。在黎元洪的周圍不但早已聚集了一幫陰險狡猾的文人政客，又聚攏了一批野蠻兇悍的舊軍官以及共進會的敗類，殺人不眨眼的蔡漢卿和與他同有“屠戶”之稱的軍法處長程漢卿等，組成了一個極端反動的統治集團，對湖北革命黨人施行血腥鎮壓。
黎元洪不但把革命黨人從軍務部趕走，而且把其他幾個革命黨人部長，如內務部長楊時傑、教育部長蘇成章、副部長查光佛、實業部副部長牟鴻勳等均撤職，換上舊官僚。黎元洪又撤銷了總監察，改組為糾察處。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糾察處礙腳，又下令改為糾察院，大大縮小編製，衹留60名工作人員，其餘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
軍務部和監察處本是革命黨人對黎元洪的都督權力限製最大的兩個職能部門，現在這兩個職能部門均取銷、縮小，改變了性質，完全在黎元洪的控製之下。
可悲的是，革命黨人並未能自覺地把“驅孫”與“倒黎”結合起來，而是把“驅孫”看作是“黨爭”，共進會、文學社，仇恨日深，形成勢不兩立，加劇了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漁人之利。
孫中山接到報告，立即意識到湖北黨人存在內爭大不利於革命，當即發電報給鄂省同志進行調解，可惜鞭長莫及。
文學社社長蔣翊武沒有看到黎元洪的陰謀，發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個字通告全體社員，甚至說：“如有不遵我副總統之命令及損失我副總統之威嚴者，惟以武裝維持治安耳。”蔣的態度遭到文學社同志非難，有人批評他“膽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
4月，同盟會於鄂省組織支部，以石瑛為支部長。文學社遂與同盟會支部合併。文學社副社長王憲章被推為副支部長。民社成立後，共進會發生分化，部分共進會骨幹，如居正、楊玉如、李作棟等回到同盟會陣營裏。楊玉如當選為同盟會鄂支部總務幹事。7月14日，民社與統一黨等合併的共和黨鄂支部成立，孫武當選為支部長。從此，湖北的兩大革命團體——文學社與共進會的組織，不復存在，代之以同盟會與共和黨。
黎元洪在同革命黨人爭奪權力的實踐中，看出革命黨人的力量多集中在軍事部門，便提出“軍民分治”的口號，將總攬軍、民兩政大權的軍政府撤銷，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長各司其事，兩不相擾。這樣，都督獨攬軍事大權，可以削弱革命黨人的軍權。又規定民政府的民政長必須由“富於政治經驗”之人擔任，藉此起用前清舊官僚，以舊官僚掌握行政大權，消除革命黨人勢力，是舊勢力復闢奪權的一個重大政治步驟。
黎元洪選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長。樊原籍湖北，曾任過清朝知縣、布政使等官，並曾護理兩江總督。武昌起義後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帶着他的書信赴滬，懇切敦請。樊意存觀望，堅不赴任。黎乃電請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對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薦另一前清舊官僚劉心源暫代湖北民政長，袁又命劉署理湖北民政長，劉衹答應代理3個月。
民政府下設內務、外交、財政、實業、司法、交通、教育7個司。由夏壽廉、李作棟、李四光、姚晉圻、伍朝樞、張知本、熊繼貞分別擔任司長。民政府剛剛成立1個月，下屬幾個司長均易人，革命黨人李作棟、李四光、張知本、熊繼貞都是過去軍政府各部部長，民政府成立後，分別擔任財政、實業、交通、司法司司長。黎元洪、劉心源迫使他們辭職，以滿清舊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經驗”、“重資格”，讓那亡清官場之山精海怪一齊出現。湖北軍民分治的實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奪湖北軍政大權的標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敗的標志。
袁世凱也看到了軍民分治是削弱革命黨勢力的辦法，便通電表示：“外省官製，必本偉論。”一些擁袁政黨，也把黎倡導的“軍民分治”贊為“建國良謀”。但是，一些革命黨人都督敏銳地看出黎通過“軍民分治”排擠革命黨人的企圖，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南都督譚延闓、廣東都督鬍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電反對。袁世凱不甘心放棄，衹得令贊成軍民分治的湖北、四川、山西3省，首先實行，其他緩辦。
黎元洪的軍民分治，進一步激化了他與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風潮。
劉心源將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黨人排擠出去，引起軍界同盟會黨人不滿；而且劉心源腐敗淺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劉是嘉魚人，緻外間有稱民政府為嘉魚會館，以致群情大憤，密議推倒。
一些反對同盟會的人乘機造謠生事，擴大事態。在都督府的一次軍事會議上，共和黨人造謠道：“同盟會在京爭內閣，恐不勝，特派楊玉如君回鄂運動軍隊，以王憲章為主動。”他們還在會上宣佈：“同盟會鄂支部副理事長王憲章、總務幹事楊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謀危黎副總統，推倒鄂軍政府。”
同盟會黨人起而反對共和黨誣陷，引起爭論，繼竟鬥毆。黎元洪調衛兵脅迫會議解散。上海同盟會機關部特致電黎元洪，指出上述傳聞，係反對黨因王、楊為同盟會支部幹事，故有意中傷。同盟會本部幹事居正、鬍秉珂特為此事去會見黎元洪，聲明：“但使共和政體一日無顛覆之虞，同盟會斷不致有革命之舉。”
黎元洪當面保證：“日內派兵巡城，亦為防範宵小起見，與同盟會並無絲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壞，我必力飭保護。”
黎元洪的話是嚮來靠不住的，都督府軍事參議王憲章、都督府顧問楊玉如、警察學校監學祝製六被他解職。王、楊被迫離鄂赴滬。同盟會員祝製六、江光國、滕亞綱原係文學社黨人，由於文學社屢遭黎元洪鎮壓，心中極為憤恨，積不能平。遂秘密聯絡，組織改良政治團，設立秘密機關，欲圖改革政治，改組都督府。時稱“第三次革命”。
這時，畢血會因退伍問題發生風潮，幾緻暴動。黎元洪下令戒嚴，發出嚴令：“有暴動及擅自開槍聚衆者，格殺勿論。
若被捕獲，則就地正法。”
祝製六等初擬7月8日，後又改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偵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報，立即調近衛軍奔赴閱馬廠同盟會事務所，將江光國、滕亞綱2人逮捕，交軍法局審訊。又派出大批軍警在漢口大公賓館破獲機關，逮捕祝製六，並立即解送過江，押至武昌漢陽門碼頭即被殺害。江、滕也於當日下午在獄中被殺。
黎元洪又出佈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機關，假改革政治為名，主持極端破壞，實屬民國罪人。他宣佈說：“本都督闢以止闢，刑期無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亂黨經伏誅，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說的“概不追究”是為了穩革命黨人之心，目的是為了一網打盡。從7月17日開始，直至月底，破獲機關數處，逮捕黨人數十名，多數立時槍斃，少數永遠監禁。黎還秘函駐漢口外國領事，要求協緝租界內之亂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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