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中國古代社會   》 （三）農民對國傢的負擔 1．租      何茲全 He Ciquan

　　編戶齊民是戰國秦漢時代國傢統治的基礎，編戶民對國傢有租賦徭役負擔。商鞅變法時奬勵耕戰。一個“耕”，一個“戰”，反映了國傢對編戶民的要求，也說出了農民對國傢的負擔。
　　田租是從周代什一之稅演化下來的。周王、各國諸侯把田分賜給屬下的貴族，什一之稅也就由得到田地的貴族徵收，周王、諸侯不再徵收。貴族對周王、諸侯有貢納，但和田地無直接關係。貢納是貴族對周王、諸侯的義務，但不是按田地徵收的租稅。
　　春秋末到戰國時期，貴族對於他所持有的田地是徵收田租的。下面是幾個例證：
　　《墨子·貴義篇》：“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乎？”《辭過篇》：“[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徵），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玻”【184】
　　這裏稅和租稅，都是說的田租。大人，自然是貴族。
　　《左傳》哀公二年，“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竜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正而與之田。”杜預註說：“竜，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公孫竜是“為其主”收稅，稅當然是歸范氏。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趙簡主出，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稅吏，是趙簡子下面收稅的人。趙簡子的田，由稅吏替他收田租。
　　春秋後期，由於農業生産力的發展，單位産量的提高，國君、貴族對田畝的稅收恐怕已慢慢不衹什一，魯哀公就“二吾猶不足”。趙簡子的稅吏請筒子定稅的輕重。輕重既可以由田主人來定，什一之稅的稅製就一定是打破了。
　　不過，戰國初年李悝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教，田租仍是徵什一的。《漢書·食貨志上》：“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租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這可能說明什一之稅，仍是國傢徵收的正常的稅率。
　　自漢朝以來，重視秦漢間制度的沿革關係的，多認為是“漢承秦製”。今天看來，漢朝總結秦亡經驗，其統治思想是和秦相反的，非承秦製；典章制度則多為秦製的延續，我們仍然可以說“漢承秦製”。
　　劉邦自漢中回師關中，曾“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漢書·高祖紀上》）。這當然是田租。這田租大約仍是按秦朝制度徵收的。劉邦五年（公元前202年），滅項羽取天下，政府和民間都很窮睏，“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書·食貨志上》）。於是劉邦“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錄，度官用，從賦於民”（同上）。什五而稅一，是按産量徵收，是先秦“什一之稅”一條綫上發展下來【185】的。既然說“輕田粗，什五而稅一”，秦朝可能也是按産量收；衹是比什五而稅一重，可能是什一，或者更多。董仲舒說秦朝“田租、口賦、????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同上），那是總計非衹田租。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什五稅一”（《漢書·惠帝紀》）。註引鄧展曰：“漢傢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官，收泰半之賦，遂行至此（指景帝時）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說：“鄧說是也。”鄧展所說“漢傢初十五稅一”，就是指的劉邦五年初滅項羽時的“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如淳所說，應該是無稽之談了。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其賜今年田租之半”（《漢書·文帝紀》）。十二年又詔曰：“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同上）。田租、租稅，意思是一樣的，都是說的田租。這兩次都是衹免除當年田租之半，即原是十五而稅一，現在改為三十稅一。
　　一年之後，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六月又有如下詔書：“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瘽（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同上）。
　　這年之後，未再見文帝減免田租的記載。直到文帝死景帝即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纔又見到“令田半租”（《漢書·景帝紀》）的記載。因此，這裏産生一個問題，即文帝前元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稅”是免除這一年的田租呢？還是從這年起就免除田租了？那就是十二年間（公元前167一前156年）未收田租。
　　文帝減免田租，是由晁錯建議富人入慄拜爵、除罪引起的。昆錯說：“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186】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於是文帝聽從晁錯的話，令民入粟邊地買爵。晁錯又說：“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文帝又接受了晁錯的意見，而有十二年、十三年的減免田租。《漢書·食貨志上》是把文帝免田租和景帝收田租之半連起來的。“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景帝紀》作元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由此看來，解釋為十二年不收田租大概是合理的。如果是衹免一年，不是繼續免下去，這之後文帝很可能還有免“今年田租”或“田租之半”的詔令，但卻沒有。在前十三年中，文帝三次下詔賜或民田租，兩次都是賜“今年田租之半”，衹有第三次即前十三年這次是“除民之田租”，詔文的語味是不同的。前兩次是為了勸農，第三次於勸農之外，提出農民勤身耕作，不當再有租稅之賦。而且如果這次“其除田之租稅”不是長期而衹是一年，那麽在這次除田之租稅以後的十年中竟未再有減免田租的詔令，也不甚合情理。
　　還有一條材料，使我傾嚮於認為文帝後十年中未收田租。文帝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在對策中，晁錯贊揚文帝“配天象地，覆露萬民”，“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他所說的大功數十中，有一條就是“農民不租”（《漢書·晁錯傳》）。文帝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是十五年九月，在十三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二、三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二、三年，晁錯還強調“農民不租”，似可證文帝十三年後是未收田租的。這條材料增強了使我們想：文帝十三年後到景帝元年是免收田租的。文帝十三年“除田之租【187】稅”，不是衹免這一年。帝十三年後到景帝元年是免收田租的。認為十年不收田租是不可能的人，總是以為統治者不收田稅是不可想像的。這裏有一些條件要考慮：文帝時官僚機構尚簡單，官吏人數不多；田租在政府財政收入中，地位不如後世之重要。最重要的是：晁錯建議邊食足以支五歲，郡縣足以支一歲以上，纔可以勿收農民租。晁錯既如此建議，可知邊地支五歲郡縣支一歲以上是可能的。不收農民田租是建立在這個條件也可以說這個基礎之上的。當然，晁錯也衹是說富人入粟，“貧民之賦可損”，“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並未說可長期不收農民田租。如果有人認為文帝衹是免一年田租而不是一直免下去，也舉不出材料說這一定錯。
　　三十稅一的田租製，一直維持到西漢未年沒有變動。東漢光武初年以用度不足曾改為十一，但不久就又恢復三十稅一的舊製。《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六年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一如舊製。”三十稅一製的改變，是在曹操時代。獻帝建安年間，曹操實行戶調田租製，三十稅一製被代替。因田而出的稅租，於田租之外還有槀稅。元帝時，貢禹說：“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𠔌租，又出槀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漢書·貢禹傳》）。
　　槀稅，不起於漢，先秦已有。《國語·魯語下》孔子對冉有說：“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秦時有芻、稿稅，《淮南子，氾論訓》：“秦之時，……發謫戍，入芻、稿。”高誘註：“入芻稿之稅，以供國用”。秦二世時，以“度用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稿”（《史記·秦始皇本紀》）。《睡虎地秦墓竹簡》，多處出現禾、芻、稿的記載（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188】
　　西漢繼承了芻、稿稅的徵收。《史記·蕭相國世傢》：“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禽獸食。”《索隱》：“苗子還種田人，留槀入宮（官？）”。顔師古註《漢書》此句：“言恣人田之，不收稿稅也。”兩註相較，似以《索隱》為勝，蓋民得入田收禾，稿留入宮為禽獸食。
　　關於槀稅，西漢記載不多，東漢槀稅記載多起來。如：
　　建武二十二年，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槀”（《後漢書·光武帝紀下》）。
　　中元元年，“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槀”（同上）。
　　章帝建初二年，詔曰：“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槀。”
　　和帝永元十三年，詔曰：“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槀。有宜以實者，如故事。”
　　永元十四年，“七月，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芻槀二歲。……十月，詔兗豫荊州，今年雨水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團租、芻槀；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芻槀大概是和田租同時徵收的。
　　漢代田租，是用實物交納。貢禹所說“已奉𠔌租”，可知租是用𠔌交納。《漢書》、《後漢書》諸傳，記載田租是用實物交納的很多。芻槀稅，西漢時期納實物。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簡牘裏有芻稿的記載。如三號簡：裏戶芻廿七石，田芻四石三鬥七升；凡卅一石三鬥七升。……槀上戶芻十三石，田芻一石六鬥六升，凡十四石六鬥六升。鳳凰山漢墓大約是文景時墓。據此簡，芻稅是徵實物，還分戶芻和田芻。西漢後期，槀稅則似是改為納錢。《東觀記》載有一條：“（光武）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槀錢若幹萬。”（《後【189】漢書·光武帝紀上》註引）。這條材料可證王莽時期或更早芻槀是納錢的。
　　按産量徵收的三十稅一，後來變為按頃畝徵收，稅額也固定在一定的一個數量上而不是年年按産量徵收。在小國寡民時代，按畝産量收稅是可以的。國傢大了，按産量收就不行了。稅額也固定下來，在執行上，這樣作簡單，免得年年一塊塊的計算土地的産量。《????鐵論》裏有條記載，就說明武、昭時期三十稅一就是按頃畝出固定的田租。《????鐵論·未通篇》載：“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兇年饑饉而必求足。”以頃畝出稅，起自何時，已難考。
　　桓帝時曾按畝稅錢。《後漢書·桓帝紀》：永壽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李賢註：“畝十錢也。”徵收的不是實物而是錢。從“初令郡國”畝斂稅錢看，這年是開始，以後是要徵收下去的。但靈帝中平二年又載：“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稅天下田，畝十錢。”註云：“以修宮室。”好像桓帝的初令郡國畝斂稅錢並沒有延續下去。不然靈帝衹要照舊稅天下田畝收十錢就是了，用不着特別記載“稅天下田”。李賢註說“以修宮室”，更似為修宮室而開徵，而不是從桓帝開始年年徵收畝稅的延續。抑或桓帝畝稅十錢之外，靈帝又以火災畝加十錢耶？
　　田租是漢代諸種租賦中主要的一種交納五穀食物的租稅。漢代大部分租稅，是由貨幣支付的。
　　賦是漢代人民比較重的負擔。如果再加上免役錢的更賦（詳下節），賦就更重了。於琨奇同志在他的博士論文《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裏，對漢代的賦有細緻的論述。他認為：從徵賦稅的量來看，田租三十取一的稅率，並不算重，小農如果耕種五十大畝土地，畝産三大石，需納田租五石，實際衹按畝四升的規定納【190】二石，每石粟以百錢計，合二百錢。而算賦人納一百三十錢，戶有二人納二百四十錢，口賦二十三錢，戶有三人納六十九錢，更賦三百錢，戶有二人計納六百錢，共九百零九錢，幾乎是田租的五倍。於琨奇同志的這個估計，衹是個大略。需納田租五石，又按二石計租也無必要。每石粟以百錢計價，似又偏高。但實際數字，賦比租高的多是沒有問題的。因此於琨奇同志提出的：“秦漢政府對小農所徵的租稅賦役，有兩大特點，這就是：以稅人為主，稅産為輔，徵貨幣為主，徵實物為輔”，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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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壹 由部落到國傢 一、早期國傢的出現 （一）殷商社會和經濟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三）滅商後商周兩族的關係
二、階級分化和演變 （一）貴族（二）國人
（三）衆、庶、民（四）私徒屬
（五）隸臣妾（六）《詩經》中所見各階級的生活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製的史影（二）周王、諸侯、貴族土地所有製
（三）公田和私田（四）國與野的不同田製
（五）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四、早期國傢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二）城邦國傢（三）國（地緣）與傢（血緣）兩係的合一
（四）禮、刑、兵、稅、役貳 古代社會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經濟社會變化 引言
（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1．交換和商人的活躍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2．貨幣和城市興起（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3．交換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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