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绮想
那天，阿梅跟我说她要到卢旺达去，那是阿梅本科即将毕业前夕。她说得很认真。我问她怎么突发此奇想？她说因为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说卢旺达的教育状况极其糟糕，那里的小学校破烂不堪，常常是正在上课，忽然一阵风就把屋顶掀起裹走了，学生们甚至连课桌都没有，挤坐在长条凳上，在膝盖上写字，更糟糕的是那里缺少教员，每月的工资才50美元……她说镜头里那些非洲孩子个个都有一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那些眼睛装进她的心里以后，总也淡不下去，没日没夜地眨动在她的心窝，因此她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教那些孩子。她已经开始在打听去那里教孩子英语的可行途径。我跟她说，中国贫困地区也有许多孩子期待着能关爱他们的教师，电视里有更多表现嘛，甚至其中一位"大眼睛"女孩的形象已经传到海外，对她的追踪性报导不少，你怎么心里头总揣着些非洲孩子的眼睛，却忽略了自己国家那些贫困地区孩子的眼睛呢？再说，卢旺达当地的语言你会吗？你怎么教那些孩子呢……她对我施予的批评非常吃惊，说我所提醒她的这些她都没有想到过，她对自己的辩护非常简单：我的这个想法是美丽的！
阿梅突发奇想，乍听我很不以为然，她走后我细思，却不禁感叹：确实，她的想法是美丽的。应该把"突发奇想"改写成"突发绮想"才对。人的一生中，尤其青春期里，如果从未有过这种突发绮想的情况，不说是不正常吧，至少是很大的遗憾。
其实，我，以及我以上的几茬兄姊的青年时期，处在远比现在单纯的社会心理场里，仅仅因为看了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舞台演出，乃至一篇短文、一张新闻照片、一幅宣传画、一句座右铭，就突发宏愿，把自己的一生，绾定于一个职业、一种取向、一种模式，例子真是不少。我的一位姊辈，就是因为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又译作《桃李满天下》），那里面的女主角瓦尔瓦拉由当年苏联最红的女星玛列茨卡亚饰演，为这一角色配音的是当年影迷都熟悉的舒绣文。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不止我那姊辈一位，心窝里嵌进了瓦尔瓦拉那双大眼睛就再也摆脱不掉，也不想摆脱，出得电影院就立誓要当一名人民教师，没多久她报考大学，所有志愿填写的都是师范类，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大学。在大学里参加了合唱团，业余经常演出，那时候一个国家级的演出团体的合唱队奇缺女低音，她恰是女低音，被看上了，先是借她去演出，后来就要正式调她去，同学们都很羡慕，她表示可以借调一时，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当教师。
在那演出团体里她表现非常出色，几次随团到苏联、东欧、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演出，人们都觉得她已经完全适应合唱队队员这一人生角色了。但有一天她到电影院去看了复映的《乡村女教师》，心血复又来热潮，她找到团领导，提出如今已不难从音乐学院分配来女低音，自己应该回到师范大学补完学业，去实现当一名乡村女教师的人生追求。她后来果然回到大学补上文凭，主动争取到一个边远省份的教师岗位。谁想去那里不久就遭逢了"文革"，教师的绮梦被粗暴地撕裂得粉碎。我与这位姊辈邂逅在10年前，她已经退休回到北京定居。回首往事，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因为一部电影就心血来潮，蘧定终身，是否……她安祥地微笑着，真诚地告诉我，她无怨无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她在讲台上、在粉笔灰里，深深地感受到壮志已酬的幸福与快乐。她反过来问我：对人生的设计，完全是在冷静甚至超冷静的精确计算里完成，那就一定好吗？人的心灵之血，完全无潮，难道是好的状态吗？人能被艺术、被纪实信息、被偶然遭遇到的人与事，乃至一个小小的细节所感动，突发奇想，陡立宏愿，难道不是生命最美丽的时刻吗？这美丽的光芒如果能覆盖一生，那不就是幸福吗？
时代刷新得令人如迁新居，生活变幻得令人如坐过山车，陌生感晕眩感里有甜蜜惊喜也有失态恐慌，谁能再用单纯的表达、简单的道理来感动、感服别人？阿梅毕竟成长于新的时空，她毕业后没有去卢旺达，也没有去祖国边地，没有当教师，而是进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当了白领，因为美声唱法的歌唱爱好，我把她和那位姊辈牵合一起，她们已成忘年交，我有时也会跟她们一起喝英式下午茶，随意闲聊。阿梅在许多问题上，跟我们两位长辈见解大异，但我们很少争论，而是相互倾听。把我们两辈人绾在一起的心绦，不是别的，就是关于心血来潮、突发绮想的共识。昨天我们品茶谈心，提及非典突然袭来后，有不少年轻人看了电视里的某些镜头，便发愿要学医，要当敢于冲到最前沿的医生和护士，心血起狂潮，突发绮丽想，尽管到头来真正能履现这一宏愿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但所有心灵里有过感动、发过誓愿的生命，都会因此而更加美丽。我们珍惜在自己生命历程里出现过的所有感动、所有绮想，并且也希望社会能珍惜每一个成员生命里哪怕是只闪耀过一刻、后来并没有一一兑现的那些因感动而突发的善念绮想。也许，正是这些美丽的闪光，使人类的良知聚合为了永不熄灭之火。
万事开头易
那一年我14岁，忽然想当作家，怎么个当法呢？给文学类刊物以及报纸副刊投稿呗！我把家里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的凉水瓶推开，铺开了稿纸，写起了小说。我把少先队到香山过队日，发生过的一桩真事加以变化，写当队旗不慎掉到山崖上的松树上时，几个队员的不同表现。一连三天，在做完功课后写它，竟很顺利地写成了。于是装进信封，在右上角写明"邮资总付"，第四天上学的路上，投给了《少年文艺》杂志。这篇小说虽然被退稿，却使我尝到了"开头"的乐趣。把自己的心愿付诸实践，实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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