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后来读到穆罕默德的诗篇，对他的印象完全变了。他作了许多俳句似的奥斯曼宫廷体对仗句，几乎可以直译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东方式虚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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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之隔，就从"北京"走到"上海"。这个转变真是奇妙。
上海的南京路从前叫"大马路"，佩腊的"南京路"--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旧名也是"大马路"：Grand Rue de Pera，"佩腊的大马路"。
据说"佩腊人的心胸就像大马路一样窄，佩腊人的花花肠子就跟大马路一样长"。热那亚商人的狡猾是出了名的，不足为奇，其他欧洲居民和侨民如希腊、犹太、亚美尼亚人，名声也都好不到哪里去。但要论谁的花花肠子长，得分最高者恐怕还是那些驻扎佩腊的欧洲使节。
大马路之"大"，我看并不在长度宽度，而在于马路两旁气派豪华的大公馆。从北到南一路数下来，有法兰西、不列颠、荷兰、威尼斯、西班牙、瑞典、俄罗斯等旧大使馆，全是老牌帝国主义。"后起之秀"德国和美国没来得及挤进大马路，只得在外围建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已成"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欧洲列强紧锣密鼓盘算着接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那些年，大马路上各国使馆里肯定忙得热火朝天，但在街上大概也看不出名堂。大家都在暗地里使劲儿。
佩腊地势高，每家使馆都拿高倍望远镜对准奥斯曼皇宫。据说有天日落时候，苏丹忽然瞥见远处法国使馆望远镜片上的反光，意识到皇宫处在监视之下，大怒，差点要和法国断交。
那段时间也是佩腊的花样年华。巴黎-君士坦丁堡的"东方快车"全线开通，欧洲贵族文人、掮客间谍如过江之鲫纷纷东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这里构思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中，火车乘客的国籍背景之复杂正是当时佩腊的写照）；勒·柯布西耶来这里画东方建筑写生（他不喜欢佩腊，说佩腊人像纽约人一样贪婪）；海明威被他的报社派来采访土希战争（他住在佩腊最豪华的酒店，到底是美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