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鸣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
苏轼叹息道："我呆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终日无事，默默反省自己，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多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著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语载《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语载《答李端叔书》）这样的反省与悔过，没有一点儿潇洒的气度与勇气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个"新我"、新苏轼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表现呢？
在一篇文章中，苏轼写到，自己年少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杀生，但是并没有根绝杀生的行为。后来不再杀猪羊一类牲畜，却因为喜欢吃蟹蛤等海鲜，所以往往不免还要杀生。自从"乌台诗案"下狱之后，开始以为不能免除死罪，后来居然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坚决不再杀生。看到有蟹蛤一类水产海鲜，就放生到江湖之中。虽然明知它们在江湖水中也难免一死，但也许还有万分之一逃生的可能，即便不能存活，总比遭受煎炒烹炸的命运要好得多吧！自己不再杀生，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语载《书〈南史·卢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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