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
结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过那种完全参与到政治里去的日日夜夜。当时创建了"年轻的日本之会"这个组织，可我并不关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今后之走向进行学习，总之，当那些经常在媒体露面的年轻人前来要求发言的时候，便一同参与他们的计划，以这种形式发出社会性呼吁。作为其延长线，我和开高健被从参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那些年轻人中遴选出来，随第三次日本访华文学代表团去了中国。可是，等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一方已经失败了。不过，"年轻的日本之会"有着与艺术相关的一面，其后也曾聚会交流。
--关于"年轻的日本之会"的成员，比如说，江藤淳①、浅利庆太②、石原慎太郎③等人也都参加了，时至今日，这样的成员组合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在那之后，大家全都非常活跃。
是呀，在同一个年代，略微提前开始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凭借"知道那家伙，也听说过那名字"的感觉聚集到了一起。虽说当时都是聚在一起的伙伴，却也清楚地分为两类人，其一，是像我和武满那样一直从事自己的工作，长期以来对现实政治持批判立场的伙伴，较之于成为推动现实的中心力量，我们作为边缘式的、由中心漾溢而出的人在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二，则是与这些伙伴全然不同的另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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