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林：他们是不是普遍会买第二套、第三套房子？
李强：没人买。
杨林林：为什么？
李强：他要是买那么多套房子，那他就不是中产阶级了。在绝大多数国家，不要说前苏联，就像美国或是欧洲的一些富裕国家，他们一般的MIDDLE CLASS……
杨林林：中产阶级？
李强：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概念很大，他们是社会的主体，80%都是社会主体。他们基本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基本上是这一辈子都把全部的财产都放在这套房子里面。真正有所谓别墅的，就是富裕阶级了。实际上有第二套、第三套房子，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真的没有意义（杨笑），他们不会去居住的。当然他们也养不起那么多房子，因为这一点和我们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国家是收“房地产税”的。谁有房，国家就巨额地征他的税，（杨：哦）所以他们不敢有第二套房子。我们国家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很荒诞呀！
杨林林：那您说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征这种税？
李强：国家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在我国高房价的形势下，社会分为三个阶层：买得起房子的富人阶层，买不起房子的穷人阶层，再就是处在二者之间的“房奴”，中间阶层。由于房价暴涨，越是买得起房子的富人就越是暴富，越是买不起房子的阶层就越被淘汰出局。我们现在这方面是很荒诞的，越有钱越买房，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我说，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曲线——就是说，当他有了能买100套房子的钱的时候，他真正能消费的就是一套房子。就算是他真的要消费5套房子吧，其余那95套房子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
杨林林：所以他尽管有了可以买很多房子的钱，但他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
李强：对。没有增加。而且有很多钱的人，后面往往会产生很多的家庭矛盾，什么离婚、财产分割等等。比如某个艺术家，他就很有钱，但是他后期幸福吗？我看他很不幸福，家庭打成那个样子，有什么意义呀？您看出来没有？
杨林林：（笑）听说了。
李强：结果他突然去世了，他后来的妻子和前妻，为了财产去打官司，那叫幸福吗？那叫痛苦！对不对？那叫家庭矛盾，中国人叫做“家丑不可外扬”——本来这些事是不应该拿出去“炒作”的。（杨：对）所以说明，财富和幸福之间不是一个正比例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的。一开始有钱，会觉得幸福。但继续往前走以后，他开始觉得不幸福了。所以想再幸福的话，他该怎么办呢？比如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他年收入100多亿美元。一开始他是每年捐款50多亿，现在他宣布建立基金会，帮助公益事业，把400亿～500亿美元都捐出去了。所以他要幸福的话，他就得捐！
杨林林：他的幸福只能从这儿来了？
李强：对呀。他有社会责任感。
杨林林：他也从中获得了新的满足感？
李强：对呀。他开始有了“社会成就感”。
杨林林：而不仅仅是经济上和科技上的成就？
李强：对。所以这就证明，财富这个东西和幸福之间，是这样一个曲线关系。
杨林林：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人们期望值的提高，总会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所以“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杨林林：正好您说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也注意到您在研究和谐社会方面有很充分的论述，但我想在这个之前，请您先就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李：嗯）从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评价一下，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理念的价值。
李强：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和谐社会”是很有意义的。什么“特殊时期”呢？中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了，现在已经超过1700美元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说，根据各国经验，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特别关键和高风险的时期。他的讲话里并没有去研究“为什么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中国为什么在这么一个特殊时期会变成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杨：很好）“高风险时期”的说法是有理论的——较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个叫“托克维尔”的法国人，很有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很多他的书，是一个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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