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没有发现，兴献王世子的坚持是一种不安和自卑的表现。他不想在别人的控制和阴影下做皇帝，作为一个藩王入继的身份，朱厚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自己初来乍到，不是正统的皇嗣，而皇位之下有多少王臣公侯正在用趾高气扬的神情观望着自己。于是，他处处设防，小心戒备，争取有一个好的开始。
朱厚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那个正统宗族思想充斥的皇宫，容不得半点混淆。杨廷和等辅臣，从小沉溺在严谨的儒家教育中，原则、祖训和礼法是他们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在杨廷和等人看来，礼法必要尽善尽美，绝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作为生活在皇城根下的王公大臣更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紫禁城是他们的权力附属地，国家的制度和理论是他们施展权力的渠道，因此生来就背负着捍卫制度和理论的重责大任。也正由于这种神圣的责任感，使他们变得锱铢必较，而且盛气凌人。皇宫中的蝇营狗苟让这位远道而来的藩王感到不自在，他想方设法让自己能够威慑天下，从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遗憾的是，有敏锐观察力的大臣，竟然没能感到朱厚的这种恐惧与压力，或者说是根本不在意。
尽管皇宫中的诸侯大臣位高权重，但是有些事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他们千辛万苦找到朱厚，就是肯定了他皇位继承者的身份，不管过程怎样结果都是朱厚登基。而且朱厚有着过人的政治敏感度，这是他与辅臣抗争的资本。再加上其不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想要摆布他似乎有些困难。
是时，国家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皇帝了。双方对峙，互不退让。朱厚不着急，反正不是他需要紫禁城，而是紫禁城需要他。当然了，真正着急的是文武百官，国无君，很可能因此生出祸端。不久，张太后沉不住气了，天位不可久虚，于是命内外文武百官即日上谏劝进。显然，太后已经做了让步，虽然两天前杨廷和还执著地要等兴献王世子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群臣方可上谏劝进。这就是说，张太后表示可以取消皇太子登基的程序，直接以堂弟身份继位。
无奈之下，大臣们只好三进谏表。按照规矩，前两次都要拒绝，第三次方可接受，这是一种非正常权力移交的套路。朱厚照按照套路，在群臣进笺三次之后，"勉强"答应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平静，杨廷和完全低估了这个少年的政治意识，当他看到朱厚冷峻坚定的眼神时，惊恐地发现了明成祖朱棣的身影。不过事实也是如此，朱厚的果断与刚毅，与朱棣望其项背。兴献王世子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紧接着提出了新的即位仪注。他要求在登基大典的那天，新君从正阳门中门入城，经大明门正面入宫；在勋贵官员告于太庙和社稷坛的同时，新君将前往明武宗灵前谒见，然后叩拜张太后；这两个程序结束之后，直接进入奉天殿。奉天殿是皇帝临朝的地方，是至高皇权的象征，进入奉天殿就意味着成为皇权的行使者。朱厚制定的整个程序中，完全忽略了成为太子的环节，直接由堂弟身份登上皇位。然而登基之前对明武宗牌位与太后的谒见，表示朱厚愿意履行太子的义务，毕竟朱厚照是传统意义上的皇脉，这样的礼仪必不可少。
主动权已经完全握在朱厚手里，就是张太后与内阁大臣有千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同意。登基程序就按照朱厚的指示，以礼部尚书毛澄的名义公布了。万事俱备，众人只能惶恐地等待登基那天的到来。
即位一事暂且告一段落，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朱厚顺利地坐在了紫禁城最耀眼的地方。自从明武宗驾崩之后，上至张太后下到百官，各个都绷紧了神经，现下总算是可以松一口气了。这场明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登基仪式，改变了朱厚，为明朝添上了又一位极具个性的皇帝。嘉靖帝的登基结束了一个纷争，却成为另一个纷争的开始。
对于嘉靖帝的继位，内阁首辅杨廷和抱有很大的期望，"以帝虽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辅太平"。不仅希望新皇帝能够摒弃旧制，矫正法度，而且自己也准备大刀阔斧地革除弊端。这场登基之前的礼仪之争，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杨廷和是个十分勤奋的官员，虽然在明武宗时期郁郁不自得，但依然勤于政事，尽忠职守。明武宗大行之后，明世宗即位之前，他一展当年的难酬壮志，擒江彬解决了危机社稷的军事集团，解散豹房之内的乌合之众，关闭滥设的皇店，封存镇国公府的财物。他许多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都是通过正德帝的遗诏和嘉靖帝的登基诏颁布的。在诏书中，他主张裁汰冗官、冗兵，特别是锦衣卫；恢复文官政治，削弱宦官权力；抑制特权阶层，缩小其获利空间；归还被王宫贵族太监抢夺得民田；治理冒功、冒职、冒赏等腐败现象；彻查冤假错案，重申法律，以《大明律》为唯一依据，案件审理必须合乎程序。另外，他还多次上书嘉靖帝要"敬天戒，法祖训，隆孝道，保圣躬，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杨廷和"扶危定顷，功在社稷"，使嘉靖初期的政治局面有了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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