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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杨访谈录：新城对 》
从人治到法治(1)
柏杨 Bai Yang
访问者钟春兰女士
文载1988年3月1日台北《客家风云》杂志
问：你和国民党的渊源颇深，关系也颇复杂。可否请你谈谈入党来台的经过，以及年轻时你对国民党的认识。
柏杨：我十八岁加入国民党，是对日抗战第二年（1938），在军中跟着大家集体加入。那时共产党远在天边，加入共产党根本不可能，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周围接触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国民党。不过，我虽然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我并不后悔，因为政治理念给我有归属的感觉。抗战时蒋中正的威望非常高，当时青年对蒋中正效忠的心态，可从一件事看出来：平日我们年轻朋友聚会谈话，都发自内心地称呼他“领袖”。记得我在“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当兵时，他有次阅兵，我当仪队，当时效忠他的程度简直快沸腾起来。我那时的心理，如果有人刺杀他，我会趴到手榴弹上保护他，我愿意为他牺牲，为他挡住枪炮。
抗战末期，年龄长了几岁，心智也成熟多了，开始发现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中正并没有能力治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后来我之所以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具体计划。那时在大动乱之下，每个人都??惶惶。八年抗日加上国共内战，十年的时间，人们流离奔波，缺吃缺穿。那时我茫茫然地去到上海，在徐家汇住进设在四号桥警察公墓的难民收容所。有天忽然听到几个年轻朋友谈论已迁到台湾的海军士官学校招生的事，恰巧负责招生事宜的大队长吴文义，是我以前当兵的队长，我便这样的来到台湾。
到了台湾，我越来越发现蒋中正心胸窄狭，见识有限。所谓“君子不可不弘毅”。毅，他是有的，就是不够弘，心胸不开阔。而政治这玩意，却是非“弘”不可，否则弄得自己不快乐，大家也痛苦。
问：蒋中正、蒋经国父子领导国民党七十多年，你和蒋氏父子都有所接触。先请你谈谈对蒋中正的认识如何？
柏杨：蒋中正头脑僵固封建，不论外貌内心，都是蠢而且笨，见识肤浅。举个例子，他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到处设立驾凌行政院之上的“委员长行营”；后来当了国民政府主席，改成“主席行辕”；一脸“我就是要过瘾，我就是要破坏体制”的沾沾自喜。
蒋中正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从另外一件事可看出。那时重庆有家共产党主办、每天都抨击政府的《新华日报》，蒋中正每天早上都看，于是政府各个首长每天早上去“官邸”时，在车子上都害怕得不得了，怕挨蒋中正的骂。在上者若有统御能力，并不需要骂。要是常常骂，做属下的唯一希望是不要被骂，结果是：不工作不做事的人，反而受到重视，因为“多做多错，不做不错”。
蒋中正到台湾后，记得有次青年节，救国团在从前总统府前的三军球场举办大会，蒋中正上台讲话。因为大会是救国团主办的，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讲完下来时，对着副总统陈诚，用一种极为轻视的姿态，对他说：“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你跟他们讲讲话，嗯！”一面说一面走了，傲慢嚣张，连正眼看陈诚一下都没有，仿佛陈诚不够格似的。蒋中正没有温暖，也没有风度，只是形势把他推上金銮宝殿，他早已忘了自己是谁。所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说：“蒋中正的能力只够指挥一个团或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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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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