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在科考失败之后的诗歌创作，已具有明显的"俗趣"特点。被誉为启蒙思想家的李贽，吸收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有力武器。对于禁欲主义和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为历来所罕见。②
李贽主张男女平等，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并不在于她们的智商比男人低，而主要是她们的生活受到多种限制的结果。
俗文学（包括色情文学）的兴起，一方面是市民阶层崛起的强烈信号，同时也是明朝廷长期对意识形态领域施行高压禁锢政策的必然反叛和绝妙讽刺。以李贽、徐渭、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冲击封建道德礼教的早期启蒙思潮，孜孜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于以"至尊至圣"为冠冕的教条，憎恶那种吞没个人真情实性的欺世盗名的假道学。他们高举尊"情"反"理"的旗帜，要求将真实情感与人物个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基础，认为只有将人们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写进作品，作品才具有灵性和生命。如袁黄在《情理论》中提出："古之圣人治身以治天下，唯用吾情而已。人生于情，理生于人，理原未尝远于情也。后之学者远情而骛于理……盍亦返而思其情乎？"冯梦龙则对六经提出特殊的解说："六经皆以情教也。"又说："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古者聘为妻，奔为妾。夫奔者，以情奔也。奔为情，则贞为非情也。"汤显祖也坚决反对以"理"格"情"，责问："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③袁黄、冯梦龙、汤显祖等都是身体力行的通俗文学大家。他们将矛头直指非情之"理"，要求解除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对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极大。通俗文学创作到明末达到新的高潮。著名为"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推出，汤显祖剧作《牡丹亭》的巨大成功，以及由冯梦龙整理、编著的大量通俗文学的出版等，便是其重要的标志。
与思想文化领域"以情反理"、通俗文学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明末江南一带荟萃了大批风流才子。鳞次栉比的秦楼楚馆滋润着明末绮丽而独特的青楼文化。文人与青楼的结合是产生美女的重要土壤。在中国美女史上名头很响的"秦淮八艳"，便是在与江南众多文人名士的耳鬓厮磨中诞生的。
明武宗时的唐寅（唐伯虎）被认为是明正德年间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他的形象只要看过评书《唐祝文周四杰传》以及周星驰主演的搞笑影片《唐伯虎点秋香》，一定印象深刻。他在《桃花庵歌》里公然宣言："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边贡被劾罢归，"日与豪士浮白倡和，醉则两妓肩扶，歌于途，观者如堵，不为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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