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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柏楊訪談錄：新城對 》
從人治到法治(1)
柏楊 Bai Yang
訪問者鐘春蘭女士
文載1988年3月1日臺北《客傢風雲》雜志
問：你和國民黨的淵源頗深，關係也頗復雜。可否請你談談入黨來臺的經過，以及年輕時你對國民黨的認識。
柏楊：我十八歲加入國民黨，是對日抗戰第二年（1938），在軍中跟着大傢集體加入。那時共産黨遠在天邊，加入共産黨根本不可能，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周圍接觸到的、耳朵聽到的，都是國民黨。不過，我雖然是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我並不後悔，因為政治理念給我有歸屬的感覺。抗戰時蔣中正的威望非常高，當時青年對蔣中正效忠的心態，可從一件事看出來：平日我們年輕朋友聚會談話，都發自內心地稱呼他“領袖”。記得我在“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當兵時，他有次閱兵，我當儀隊，當時效忠他的程度簡直快沸騰起來。我那時的心理，如果有人刺殺他，我會趴到手榴彈上保護他，我願意為他犧牲，為他擋住槍炮。
抗戰末期，年齡長了幾歲，心智也成熟多了，開始發現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並沒有能力治理中國這麽大的國傢。
後來我之所以跟隨國民黨來到臺灣，根本說不上有什麽具體計劃。那時在大動亂之下，每個人都??惶惶。八年抗日加上國共內戰，十年的時間，人們流離奔波，缺吃缺穿。那時我茫茫然地去到上海，在徐傢匯住進設在四號橋警察公墓的難民收容所。有天忽然聽到幾個年輕朋友談論已遷到臺灣的海軍士官學校招生的事，恰巧負責招生事宜的大隊長吳文義，是我以前當兵的隊長，我便這樣的來到臺灣。
到了臺灣，我越來越發現蔣中正心胸窄狹，見識有限。所謂“君子不可不弘毅”。毅，他是有的，就是不夠弘，心胸不開闊。而政治這玩意，卻是非“弘”不可，否則弄得自己不快樂，大傢也痛苦。
問：蔣中正、蔣經國父子領導國民黨七十多年，你和蔣氏父子都有所接觸。先請你談談對蔣中正的認識如何？
柏楊：蔣中正頭腦僵固封建，不論外貌內心，都是蠢而且笨，見識膚淺。舉個例子，他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到處設立駕凌行政院之上的“委員長行營”；後來當了國民政府主席，改成“主席行轅”；一臉“我就是要過癮，我就是要破壞體製”的沾沾自喜。
蔣中正沒有能力治理國傢，從另外一件事可看出。那時重慶有傢共産黨主辦、每天都抨擊政府的《新華日報》，蔣中正每天早上都看，於是政府各個首長每天早上去“官邸”時，在車子上都害怕得不得了，怕挨蔣中正的駡。在上者若有統禦能力，並不需要駡。要是常常駡，做屬下的唯一希望是不要被駡，結果是：不工作不做事的人，反而受到重視，因為“多做多錯，不做不錯”。
蔣中正到臺灣後，記得有次青年節，救國團在從前總統府前的三軍球場舉辦大會，蔣中正上臺講話。因為大會是救國團主辦的，我就站在他旁邊。他講完下來時，對着副總統陳誠，用一種極為輕視的姿態，對他說：“你跟他們講講話，嗯！你跟他們講講話，嗯！”一面說一面走了，傲慢囂張，連正眼看陳誠一下都沒有，仿佛陳誠不夠格似的。蔣中正沒有溫暖，也沒有風度，衹是形勢把他推上金鑾寶殿，他早已忘了自己是誰。所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曾說：“蔣中正的能力衹夠指揮一個團或一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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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人民文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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