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龚古尔文学奖之后，他又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和摩纳哥亲王文学奖。不过，对于这种许多作家视为无尚荣光的事情，他却绝口不提；就是在那本讲述写作生涯的《作家的成长》一书中，他也从没有一语道及。居尔蒂斯不是那种红得发紫却像流星一样短命的作家，也不是那种理论的阐述多于创作的实绩的时髦作家。他是一位只问耕耘不问毁誉、从事着心爱的事业而自得其乐的作家，是一位在“传统”一词一度带有贬意的时候仍以坚守为荣的“传统作家”。罗贝尔?康泰说得透彻：“他是一位传统作家，却不是一位守旧的作家。”“传统”所指，是他的小说“有情节，有人物，有或隐或显的小说家在”。康泰说他“步伐坚实，手里拿着一面镜子”。此话显然是由斯丹达尔的名言化来，大概也深得居尔蒂斯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就写过一本书，题作《大路旁的镜子》，内容是他在50年代的一些日记和他对文学的思考。这本书出版于1969年，出版时作者加了一些评注。出版50年代的日记，加上60年代的评注，还取名为《大路旁的镜子》这是需要勇气的。
众所周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文坛，“新小说”风行一时，人虽不多，能量颇大，其咄咄逼人的架势很有些文化恐怖主义的味道。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等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被宣布为陈旧过时，一个个被“打倒”，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尤其像居尔蒂斯这样以塑造人物形象和描绘时代风貌赢得广泛声誉的作家更是陷入了痛苦的思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学的反省”。慑于“新小说”的威势而改弦更张、因追逐时髦而终于落伍者不乏其人，其中有不少居尔蒂斯亲近的朋友，而他却不为所动，坚信小说总要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人的命运在历史事件中的变化。他曾经批评过萨特对莫里亚克小说的否定，现在又挺身而出，揭穿“新小说”的“反人道主义本质”。今天，你去问一位“新小说”派作家，他会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从来没有谁禁止写传统小说。然而当时，一位以传统方式写作的青年作家出来为传统小说辩护，实在是不多见的。
“我记得您在《大路旁的镜子》和《向文学发问》等书中讽刺了‘新小说’?”我问。
“是的，我讽刺的不是‘新小说’的形式本身，人们有权利对小说艺术进行探索和创新，‘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是些有才能的人，也写出过好东西，但是，十本杰作后面可能有一万本拙劣之作。我不能容忍的是‘新小说’派那种盛气凌人的声势以及某些人围绕着‘新小说’所进行的宣传。当时那种唯我独尊的气焰使我极为不满，所以才有那样的反应。因为法国不单有‘新小说’，而‘新小说’也绝不是法国小说的代表。‘新小说’搞成那么大的影响，完全是一帮到外国去教书、作演讲的教授们搞起来的。究竟有多少人在读‘新小说’?这一点我始终在怀疑。我敢肯定的是‘新小说’，没有留下很多的东西。小说写出来总是要给人看的，总是要打动人的。我希望我的书引起反应，强烈的反应。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的书的某个地方令他感动，或者发笑，我就高兴。如果有人生气了，要找我算账，我就更加高兴，这说明我的书可能击中了要害。小说如果不该对读者的感觉和智力起作用，写它何用?而‘新小说’的主要特点就是令人厌倦，不堪卒读。再说。所谓‘新小说’派的作家也很不一样。娜塔莉?萨洛特和罗伯一格里叶就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的小说中有生活，有深刻细腻的心理活动。我始终敬佩娜塔莉?萨洛特。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目前法国文坛上比较平静。”
“请问‘平静’一词作何解释?”
“所谓‘平静’，就是目前没有什么具有权威的大作家和大批评家。传统小说和‘新小说’的争论已经过去，十几年前批评界的论战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眼下也没有什么批评流派占据统治地位。”他似乎觉得有必要补充点什么，停了片刻又说：“在小说创作方面，有回到传统的趋势，已经有了苗头，目前走红的青年作家大多是采用传统写法。当然，传统绝不等于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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