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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白先勇:中国需要一场新五四运动(1)
钱穆 Qian Mu
第二卷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白先勇:中国需要一场新五四运动
世界上已经没有"纯文化",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纯。但话又要说回来,中国毕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前,有一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须是更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
问:巴金说,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是,现在不该写的劣质小说充斥于世,而大家喜欢的小说家偏偏又惜墨如金。像您白先勇先生,自《孽子》以后,几乎没有作品问世。而您以前的小说,部部都是精品。为什么写得那么少?
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写得很慢,是典型的"慢笔"绝不是快笔。写作计划是有,但笔很"拙"。
埋首撰写《白崇禧传》
问:退休后应可多写一些吧?
答:希望如此,最近主要精力是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
问:国内曾经出版了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他过去是您父亲的秘书,您认为程先生的《白祟禧传》如何?
答:我觉得基本上史实方面是靠得住的、蛮正确的,因为程先生许多年跟我父亲在一起,对我父亲一生很清楚。至于观点方面则另当别论。
问:从军政方面描述白崇禧事迹的文章书籍已不计其数,您写父亲,会不会对他不太为人知的家庭或其他方面更多的着墨?
答:书正在写,我不能透露太多。一些人或许以为我只关注文字,其实不然。我对中国现代史是很感兴趣的。
问:白崇禧先生到台湾后就不是十分快乐,而你们也在台湾生活了很长时间。你觉得台湾变化大么?
答:台湾变化极大,包括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百无禁忌"、"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与解禁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问:以前台湾文学界有激烈的"乡土文学"之争,如今本土化已成主流,你觉得本土化趋势对台湾文字是利多还是弊多?
答:我觉得台湾真的蜕变成了民主社会。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流派可以影响全体作家。台湾作家已经十分个性化,各写各的,各讲各的,风格迥异,可说没有一定的流派。
问:余光中和洛夫都提到,正在开文学研讨会,不会讲闽南语的作家很受气。本土化似乎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情景,这对繁荣台湾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有利。
答:我认为开会与创作毕竟不是一回事。本土化对中文写作威胁不是很大,况且很多作家从来都不会参加,自己写自己的。开会只是几个声音大的人要讲话而已。一个普通埋头写作的作家根本不去听,也不在意别人讲什么,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外头吵翻天,对他也无甚影响。听别人讲什么再去写的作家,就不是很好的作家了。
问:以前的作家,像白先勇您,都是从国家、历史、民族的大格局中写家庭、个人的独特命运,看起来很过瘾。但现在台湾的文字,一碰到政治,就有"泛政治化"的情绪,像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政治的象征性或者政治斗争的含沙射影十分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还是认为台湾作家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两个作家喜欢写政治性小说,这是他们的风格,不能以此概括整个台湾作家群都有如此倾向。在台湾文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什么可能性都会出现,什么"异色"作家都会有,现在是一个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台湾社会是讲话的人很多,听话的人很少。大家一起讲,谁也不听谁。
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相异之处
问:正像武汉作家池莉所说,现在大陆十分风行您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散文、洛夫先生的新诗等等,您对大陆的这种阅读现象是怎么看的?
答: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有几点不尽相同。第一是文字,两岸相隔几十年,文字用法和风格都已十分迥异;第二是题材不一样。还有一点是,我、余光中、洛夫等人,好像都是现代派、先锋派,但骨子和潜意识里还是有传统文学的东西起作用。因此,我的作品和大陆读者一遭遇,既提供了新鲜感,又有心灵深处一碰就通的共鸣,大概这就是原因。我有一个想法,无论是两岸的中国人,还是东南亚或北美的华人,都有一种集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的文化潜意识。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只要在感情上触动了这根弦,就会引起共鸣。
这对台湾也是一样。大陆昆曲团到台湾演出,许多台湾观众都是第一次接触,但引起的轰动出人意料。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对昆曲这一古老精致的艺术剧种普遍有一种"惊艳"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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