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授，在坊间善良的父老乡亲眼中，想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故而所赚银两亦当论斤计磅盘盈盆满。笔者既忝居教授之列，难免有时被人问起工资几何。诚实乃美德之一，遂据实以告。首先道出基本工资：一千刚刚冒头。对方摇头不信，甚至恼我戏他；继而念出工资条的实发数：三千挂零，对方仍面带困惑——“可是真的？”于是我只好亮出底牌：尚有浮动性业绩津贴若干，总共约有五千之数。对方这才信以为真，但还是说不多不多。
欲壑难填，我也觉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过偶尔也觉得不少，毕竟乡下的弟弟在地垄沟滚爬一年才挣这么多，还得靠老天关爱。而我一星期才屈指可数几节课，并且无非道听途说摇唇鼓舌，绝无顶风冒雨之忧汗滴禾下土之苦。晚间爬格格，抓耳挠腮的难堪固然不少，但顾盼自雄的快乐亦非没有，何况所得银两并未交给学校财务处而进了自家荷包，别太不知足。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学教员阵营的最高职衔，所得工资——准确说来应为收入——恐不为多。不过若以为天底下大凡冠于教授之称者都挣我这么多或这么少，那就未免落伍了。A省与B省不同，A校与B校有别，甚至同校同院同系的ABCD教授之间，也森森然分出三六九等。诸多模式，诸多规则，诸多依据，诸多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神出鬼没，比英语不规则动词还不知繁琐多少倍，且动不动就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时就连我这个圈内人也一头雾水。空口无凭，容我试举一例。
春夏之交，南下广州开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我曾任教一二十年的大学举行。会后在校园漫步湖畔之间，迎面碰上当年极要好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欢喜。对方当即邀我去参观他的第二套居室，我自然乐于从命。其新居位于校园旁边的某某花园，步入俨然宾馆大厅的轩敞明亮的公用门厅，乘电梯忽悠悠悄然而上。听得一声“到了”，换鞋入室，但见宽大的沙发差不多就有我青岛居室的整个厅大，书房里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迎窗而立，齐人高的转椅刚碰一下就乖觉地转过身来，节节攀高的玻璃书橱光闪闪三面拥立，甚是威武雄壮，气势非凡。午间吃请，我问他第二套居室莫不是按揭，对曰Yes，“每月几多？”“五千。”“可有压力？”“No。”“No？”“月入一万六也。”“此非戏言？”“何戏之有！”听得我惊诧之余，一时不胜感慨。所以惊诧，因为无论我怎样细细叠加，“月入”也还不及人家的零头；所以感慨，因为我俩学历、资历大体相同。大学同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研究生同是所谓“黄埔一期”，在各自疆场的战绩也当在伯仲之间。想当年出入同一校园门之时，我因搞外语热门可以“创收”，他因属历史专业无收可创，经济收入显然我多彼寡，聚饮大多由我解囊，如今我竟沦落到不及人家零头的地步！“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也巧，喝罢出门，又路遇学校党委书记。此君当年和我在同一学术团体当理事，亦是熟人。当官说官话，他开口就宣布要把我“重新引进”，我笑问莫非还让我入住故居不成？他慨然许诺“房子重新安排”。与他同行的外语学院院长闻言，即刻拉我去“饮茶”，具体落实书记旨意。
5000 ∶ 16000，孰多孰少，判若黑白。月入一万六，意味一个月即可买一万斤白花花的大米，足够一家三口吃三十年；或者买十台纯平彩电，可以连看两三代人。或者一天消费五百元月底仍有结余。借用年轻人的话说，那才叫爽，才叫酷，既爽且酷。可是非我自吹，我还真没动摇。平时优柔寡断的我，此时表现得异常坚定，颇有钞票于我如浮云的浩然之气。原因其实十分简单：若干年前挂印而去，今天若再挂印而归，去留取舍，惟利是图，岂不沦为世间笑柄！而若沦为笑柄，一万六何爽之有何酷之有！
于是我仍在此地拿朋友的小零头。
也怪，久而久之，恍惚觉得五千未必比一万六少，一万六未必比五千多。甚至，那已不是钞票，不是银两，纯属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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