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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