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的沉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吗？
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或许历史原本健忘。
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或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的名字叫孙健。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来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汇报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经了解，他还不是造反派，是由一个普通工人干上来的……
孙健于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曾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给他当先进工作者提供了条件。以后他当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厂党委书记……真正是靠苦干、实干加巧干拼磨出来的，当标兵，做劳模，几乎在工厂的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发言稿，题目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便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他妻子庞秀婷当了工人。
后来又带着这个讲稿到全市“学毛著”大会上去讲，受到市里的重视，于是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就成了市委书记，有了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当时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风传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抓经济的副总理。而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还能再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说来荒诞，促使我跟他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6000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机械行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有一天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
全车间700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得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呐，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人……准备得太周到了，到时候江青点什么就得有什么。
晚上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这样一闹心里就更紧张了，惟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这样的“大事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过。那个年代全社会都重视工业，或者说各地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工厂，国家领导人经常到厂里来，有外国领导人来访也往工厂里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围过来看热闹，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柬浦寨的西哈努克来亲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30多米高的房顶窗户没关好，玻璃破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纪登奎，陪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元首来参观，水压机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兜着钢锭的链条突然断了……远的先不谈，还是说说眼下吧，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车间检查接待江青的准备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9点钟江青来车间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75吨的大钢锭在炉里闷着火烧了好几天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第二天早晨7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我的车间共有四个大门，8点30分，厂保卫部下令，只留一个正门开着，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大门全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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