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压力迫使诗人成熟起来，他越来越冷静，言辞也越来越犀利，不动声色之中而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读杜心解》就说这首诗是“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逗点处，声声慨叹”。这种诗篇确实过于沉重，蒋弱六说此诗“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出现罗刹相，真可笑可畏”（《杜诗镜铨》引），可笑可畏的又岂止这几“相”。
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招徕人才打击心怀不轨者，建立了延恩匦制度，即在皇宫外设立信箱，让那些想做官的、想伸冤的包括想高密的，把他们的想法都写在信中投进来，让皇上亲自审阅。这种直达圣聪的方式，有时也就是摆设而已，但走投无路的杜甫准备试试运气。
天宝十年（751），唐玄宗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及天地，大赦天下。杜甫抓住机会，不再零打碎敲，而是一口气献上《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三大礼赋。杜甫此次献赋，时机把握得好，数量众多，所献之赋又刻意迎合了玄宗胃口，所以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的效果，《新唐书·杜甫传》浓重地记下了一笔：“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这样的考试让杜甫倍感荣耀，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还心潮澎湃，《壮游》诗说：“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莫相疑行》亦云：“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这次考试带给他的依然只是虚名而已，他所期待的仕进却化为泡影，他的生活更加窘困了，“酷见冻馁不足耻”（《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天宝九年正月，唐玄宗听群臣奏，封西岳，二月，关中旱，西岳庙发生火灾，乃停封。天宝十三年，杜甫上表献《进西岳赋》，再次请求玄宗封西岳。玄宗对西岳非常看重，几乎把它视为自己的看护神。杜甫上表的目的依然在于求得出仕的机遇。故此文先作乞怜之谦辞，用伤感语气诉说自己落拓之窘境；后为违心之谀词，言当今“符瑞翕集，福应交至”，并大力颂扬杨国忠“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他所献《封西岳赋》触处所见尽是歌功颂德之辞，后来仇兆鳌也觉得这种称颂之辞与杜少陵崇高的形象不太吻合，便以举唐之世仅柳宗元一人反对封禅来为杜甫开脱，英明如魏征那样的贤臣也不能明决其非。
赋文进献之后，没有取得效果。杜甫再接再厉，又撰写了《进雕赋表》。也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长久，使杜甫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篇文章不再对求仕之意遮遮掩掩，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迫切心情；不再仅限以自谦与谀词来获得圣主的垂怜，更主要是希望以自炫达到自售的目的。在叙述他辉煌的家世、非凡学识之后，诗人还着重描述了当前的窘境：“臣衣不蔽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控转死沟壑。”不过，玄宗依然没有同情他。杜甫又向权贵们请求帮助，先后写诗给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又投诗给京兆尹鲜于仲通、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等，结果依然是没有一位大人物愿意引荐他。
失望之际的杜甫甚至想到了去当农民，“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江村》）。他开始为隐居做准备，在下杜城（今西安市南）附近买来住房，把家属包括两个两个儿子宗文、宗武接过来和自己住在一起，过上了家居生活：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帝舍颇淳朴，所愿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水花晚色静，庶足充淹留。预恐尊中尽，更起为君谋。
但这样的家居生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杜甫在老家虽然有几亩薄田，也没有能力支撑这一家人在首都附近生活，哪怕生活很拮据。万般无奈，杜甫将家属送到奉先县暂住，那里有的县令是夫人娘家的亲戚，杜甫自己偶尔到邻县白水的舅父家蹭饭。此后，他经常往来于长安、奉先与白水之间。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干谒的诗篇终于发生了作用，他被任命为河西（陕西合阳附近）县尉。在困守长安十年之后，四十多岁杜甫等来了这样一个职位，这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虽然他窘困之至，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职位，后来改任右卫率府曹参军。这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依然让老杜觉得滑稽，他在《官定后戏赠》中自嘲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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