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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 風雨歲月 》
第30節:路難行(17)
劉冰 Liu Bing
第二天下午,頭頭來問我對頭天晚上"提審會"提出的問題想了沒有?我回答:"想了。你們搞逼供信,違背毛主席、黨中央歷來的政策,違反憲法。"頭頭駡我"頑固不化",氣呼呼地扭頭走了。從這以後20天的時間沒人來問,也沒再"提審"。我以為所謂"假黨員"問題,可能不瞭瞭之了。我的估計完全錯了。12月初的一個夜晚,大約凌晨1點鐘,頭頭帶了幾個人把我從夢中叫醒,劈頭蓋腦地打了一頓,然後帶我到甲所會議室"審問"。頭頭說,他們按我提供的綫索,作了調查,無人證明我是黨員,我必須交待"如何混入黨內來的"。我回答:"你們說我混入黨內,是對我誣衊,真的假不了,你們嚇不倒我,還是那句話,要想從我身上打出個假黨員,是癡心妄想,我一切都準備好了,你們繼續打吧。"我把兩條腿的距離拉開了一些,挺直地站在房子中間等待着。頭頭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既然不交待,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今天就'審問'到這裏。"他讓師傅把我帶走。從這以後我時刻準備着他們的"審問",但一直沒有消息。送走1967年,迎來了1968年,還是沒有消息,兩派武鬥也越來越嚴重,看來所謂"假黨員"問題,就這樣拖下去了。
十七 更為殘酷的迫害
1968年5月,在江青的"文攻武衛"口號煽動下,學校裏武鬥升級了。"井岡山"派和"四一四"派分別占據了教學區各高層建築,用大刀長矛和自製武器相互廝殺。兩派的廣播臺相互對駡,晝夜不停,特別是到了午夜,競相加大音量,信誓旦旦宣示自己一派最正確、最忠於毛主席。當然,孰是孰非,群衆自有公斷,但國無法治,校無寧日,公斷又有何用?!
5月30日凌晨,"井岡山"派"革戰團"的一群人,押着我離開甲所,翻過第一教室樓後面的土山,繞過樓前的馬路,轉移到了舊水利館樓上。從這天凌晨開始,兩派整整打了兩天。我透過窗子,看到對面建築館房頂上,遠處大禮堂圓形屋頂上,都有頭戴鋼盔手持鋼槍的人在匍匐、走動。白天,在我能看到的建築館和舊水利館之間的路上很少有人行走,衹偶爾有手持長矛的人從東面機械廠的平房處朝建築館跑去。夜晚,建築館、舊水利館燈光昏暗,從禮堂的圓頂到清華園西北部,我能看到的遠處一片漆黑,午夜劃破長空的槍聲和兩派廣播臺的對駡聲交織在一起,久久不停地在夜空回蕩。我躺在樓板上體味着這陰森森的武鬥夜景,好像在做着一場噩夢。此刻,在教學大樓,在科研中心,在工廠車間,在東西兩大操場,在教工住宅,在學生宿舍,人們或在憤怒,或在哭泣,或在議論,或在沉默,偌大的清華園沒有一個平靜的角落。在舊水利館樓上待了三天,吃飯喝水都是我多次催要纔給一點。那些"英勇的武鬥戰士"都在忙着打仗,對我的看管,自然就放鬆了。我在房間裏可算自由自在,但思想沉重,時刻擔心着學校的建築物、教學儀器、科研設備處在被毀壞的危險之中。三天過後,"革戰團"的一夥人押着我轉移到了生物館,關在二樓北邊的一個房間裏,給我佈置任務學習"毛選",寫檢查。空氣平靜了幾天,但從廣播中聽到,兩派仍然在武裝割據,構築工事,戰雲密佈。也許是他們太忙了,對我每天除送三次飯外,沒人過問。從5月30日以來,已十多天與傢人失去聯繫。為了免去傢裏對我的擔心,我考慮盡快與傢裏取得聯繫,並盡可能讓傢裏人知道,我被關在生物館樓上。在我被關進甲所之前,我的傢已經被迫從九公寓搬到學校最北邊與清華附中隔壁的二宿舍,距離生物館很近。現在我每天從生物館二樓透過窗子眺望二宿舍上空,多麽盼望能見到親人啊!一天早上7點半,我從窗戶朝下看,突然發現我的小兒子夏陽騎自行車通過河渠上的小橋朝南駛來。孩子背着沉重的書包,幼稚的臉頰上蒙着愁雲,兩衹眼睛四下張望着,似乎怕什麽似的,慢慢行駛。我真想叫一聲:"夏陽!爸爸在這裏呀!"但我不能叫。我意識到孩子是到一零一中上學去。中午12點、下午1點半和5點這三個時間我繼續觀察,發現12點20分,孩子經這裏回傢,1點半經這裏上學,5點半經這裏又回傢。這樣我每天幾次可以看到他,精神上得到無法言表的安慰。後來我又看到了我的另外兩個兒子春陽和紅陽路經生物館後門前面的小橋,春陽穿了一雙懶漢鞋,這啓示了我,於是我寫了一張紙條:"我需要洗換的內衣,鞋子也破了,給我買一雙像春陽穿的懶漢鞋送來。"我的意思是讓傢裏人知道武鬥中我還平安,並說明我看到了兒子腳上穿的鞋子,這樣傢裏人也許會從兒子走過的地方猜想到我被關在什麽地方。我嚮"革戰團"一位負責人說明我需要生活用品,把紙條交給了他,他答應把紙條送到我傢裏,等準備好了再給取來。紙條傢裏收到了,東西也送來了,但傢裏人始終沒有猜到我被關在什麽地方,因為兒子穿着那雙懶漢鞋走過二宿舍周圍遠近許多地方,好幾處建築物都是"井岡山"派的據點。在生物館待到7月上旬,這一段時間,除了基礎課教研組造反派來"審問"過我一次並對我動武外,其他來人詢問某件事或要我給寫什麽證明材料,都還講理,沒有侮辱之詞。生活也較為安定,我除了學習"毛選",在房子裏一天三次進行身體鍛煉,我立志不能把身體搞垮,要健康地走出牢籠。7月中旬一天拂曉,"革戰團"的頭頭把我叫醒,讓我立刻整理行李準備轉移。隨後,一群學生模樣的人手執長矛,讓我背好行李,用繩子緊緊捆住我的胳膊,用毛巾蒙住我的眼睛,一個人抓住我的衣襟,要我跟着他走。出了樓門,過了生物館到校醫院去的河渠上的小橋,跑步過了西大操場,經過學生宿舍一、二號樓,繞過電廠,從清華附中校墻後的稻田裏,把我押到北京體育學院門口。我聽到那幾個拿長矛的人小聲嘀咕了一陣子後,拉着我跟他們走,透過蒙面毛巾,我看到是沿着體院的校墻轉彎嚮北走。剛走了不遠,後面一個人叫喊:"不要走了,停下來在這裏等車。"於是那幾個人用手摁着我原地坐下,先給我摘去蒙面毛巾,然後給鬆了綁。這時太陽已從地平綫上露了頭,火紅火紅的光焰,映襯着緑色的原野,晨風陣陣拂面而過,我的心情突然間舒展了許多,這大概是大自然神奇的魔力吧,我多麽盼望自由啊!猛然,從體院門口校墻轉彎的地方走過來一群人,漸漸看清楚那些人押着黨辦主任何介人同志和宣傳部副部長林泰同志朝我走來,並要他二人坐在距離我很近的地方。我們互相看了再看,是戰友形同路人,想說話有口不能言,這真是近在咫尺又遠在天涯!過了一會兒來了一輛華沙牌小轎車,那些人把我們三人用黑布條緊緊纏住眼睛,推到車裏開上走了。這一下什麽也看不見了。車子飛速地奔馳,我們三人在座位上身軀緊擠在一起,表示戰友之情,但誰也不能說話,因為前面座位上的人和開車的人是看押我們的"鐵桿造反派"。眼睛雖然看不見,但我熟悉清華和體院朝昌平方向的地形,憑我的感覺,車子是先嚮東而後嚮北,我猜到是嚮昌平方向行駛。我估計可能是把我們運往三堡--清華教工療養所,到那裏要路經昌平、南口而後順關溝上山。聽說宣傳部副部長羅徵啓同志被蒯大富他們關在那裏,也許現在正在遭受酷刑,但他不會知道他無辜的弟弟(羅徵敷)已經被"最最革命"的蒯大富的同夥活活打死了,也不會知道我和何介人、林泰即將被投入"蒯司令"的三堡"牢房"。車子嚮北飛速地行駛着,約一個小時後,突然轉嚮西行,跑了約兩公裏後又轉嚮北,路一直較平,我感到這不是去三堡,因為昌平到南口最少也有三四公裏,並且快到南口時要下一個大土坡,因此我斷定這是到二百號(即原子能研究所)。果然不錯,車子停了,一些人駡駡咧咧把我們拉下車,把我送到一個房間後,去掉纏眼睛的黑布,我認出這裏是二百號的宿舍樓。那些人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麽地方?"我說:"二百號。"那些人驚奇地駡道:"你這老傢夥怪聰明呀,你怎麽知道是二百號?"我說:"從參加工程規劃討論、看地皮,到參加開工奠基,直到建成,我多次到過這裏,這些房間我都看過,你們騙不了我。"我住的這個房間窗戶全部用木板釘住了,屋子正中央吊了一個一百瓦的大燈泡,到了晚上,通夜不關,照得眼睛發花。一張雙層床,一張抽屜桌放在床邊,床就是凳子了。門的上方正中間有一個筷子粗細的小洞,估計是用來監視我的。這天夜裏12點鐘,看押的人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審問",要我交待所謂"自覺反毛主席和清華有個自覺反毛主席集團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使我感到震驚和突然,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我說:"第一,我最崇敬毛主席,跟着毛主席幹革命,幾十年來,從沒反過毛主席,更說不上什麽自覺反毛主席了。第二,我不知道也沒聽說過清華有個自覺反毛主席集團。第三,你們說我們黨委有人交待清華有個自覺反毛主席集團,誰交待你們去問誰。"那些"審問"我的人拍着桌子駡我"不老實",一個女學生橫鼻子竪眼睛,怒不可遏,拿着記錄本抖擻着說:"劉冰!你剛纔的話都記在本子上了,板上釘釘兒,是你不老實的罪證。"一直審到凌晨2點鐘,纔讓我回到房間。一連幾天都是午夜12點"提審"。有一天夜裏"審問"我的時候,我聽到距我不遠的房間裏有重重的鞭打聲和慘叫聲。審問的人說:"劉冰!你聽見了沒有?是什麽聲音?"我說:"這是拷打,是逼供信,你們用這個辦法嚇唬我嗎?坦白地說,我不怕。"那些人接着真的打起我來了。他們用棍子、板子和拳頭猛打了一氣,我被打昏了,但我仍然堅持站立着,依靠着墻壁沒有倒下。他們看到打對我沒有用,就變換手法,一個姓孫的頭頭說:"劉冰,告訴你,我們已經把你的兒子抓起來了,他交待在傢裏你駡毛主席,這就是證據,你不交待,也能判你的罪。為了你的孩子,你也應該說吧。"我聽到我的兒子被抓起來了,立刻難過得揪心疼痛。我冷靜了一會兒,心想他們是用這個辦法來攻心,我不能上當,要揭穿他們。我說:"你們抓未成年的孩子,用這個辦法嚇唬我,衹能證明你們違犯政策,理屈詞窮。"審問我的那個頭頭無可奈何地說:"看起來你是一個老頑固,真是頑固不化了。"這幫人幾天來對我連續不斷地"審問",逼我承認自覺反毛主席,我當然要堅决頂住。我已作了死的準備,我估計他們會"狗急跳墻",為了某種需要,可能要害死我。我想,必須要人們知道真相,不能被誣陷。因此,我用了很小的一張粉白紙條,寫上:"他們逼我承認'自覺反毛主席',我沒有,永世也不會反毛主席。劉冰遺言。"然後,我把棉被邊摺叠壓縮,用手輕輕把縫在邊上的棉綫拉長,這樣我的手可以從被邊的縫中伸進去,直到被裏的中央,把紙條夾在裏邊,然後慢慢放鬆讓被邊還原,不留一點痕跡。處理停當之後,我感到內心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超常的坦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勇氣和力量。用拷打和威脅的辦法他們失敗了,就用罰站的辦法,二十四小時不準坐、不準休息,讓我站在屋子中央的大燈泡下,他們通過門中間的小空洞監視。我的腳腿都站腫了,為了同他們鬥爭,我躺在地下閉目養神,把兩條腿擡高蹬在墻壁上或放在床邊上,使血液回流,這樣既可減輕腿腳的腫脹,又可得到全身的休息。他們發現後衝進房間,猛打我一頓;他們一離開,我又照樣擡腳躺在地下,有時還能睡上一會兒。為了堅持鬥爭,我必須保存體力,就這樣和他們鬥爭了兩天兩夜,到了第三天拂曉,我不顧一切躺在床上睡熟了。一覺醒來,已是上午10點鐘,睜開眼睛,桌子上放着一碗粥和一個窩窩頭,房子裏衹有大燈泡還在發亮,一切都靜悄悄的,這標志着他們已經失敗了。我坐起來,大口地喝完了那碗粥,靠在床上啃着窩窩頭又睡着了。12點半來送午飯的人把我叫醒時,嘴裏還啃着沒吃完的那塊窩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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