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类 》 毛詩正義   》 捲九九之一      孔穎達 Kong Yingda    鄭玄 Zheng Xuan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係其國，舉“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捲，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
　　小大雅譜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雲“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雲：“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雲：“懿王徙於犬丘。”《地裏志》雲：“京兆槐裏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雲：“鎬在長安南二十裏。”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並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係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係之於豐也。厲王流於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雲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絶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始祖後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雲：公劉，後稷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後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雲“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後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後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後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主，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修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綿》與《旱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雲：“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雲：“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雲“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綿》雲“文王厥厥生”，《思齊》雲“文王之母”，《皇矣》雲“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雲“濟濟闢王”，《靈臺》雲“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武王時作。《文王有聲》雲“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雲“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徵，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群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群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徵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緻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傢邦，此詩之次，先群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傢，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群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雲“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群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雲：“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弟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雲“陳饋八簋”，為天子製；《天保》雲“禴祠烝嘗，於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無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綿》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綿》雲“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雲“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綿》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仿佛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祖考積基之美，緻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緻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綿》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下及《捲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雲：“文、武之功，起於後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雲：“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捲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雲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雲“太平”，《蓼蕭》雲“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未，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後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祗祖考安樂之矣，是傅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捲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莅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捲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雲“推後稷配天”，是周公製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雲“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緻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酌》、《捲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雲“成王將莅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緻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虔雲：“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後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緻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為正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警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緻太平，製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製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雲“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雲：“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雲“合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己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己樂，而穆叔雲“《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雲：乃合樂《周南》、《召南》等。註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遍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註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註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說之。
　　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雲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雲：“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樂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雲金奏，故直雲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註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雲：“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註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註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倒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雲：“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於，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
　　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群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群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雲“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饗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己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註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又與天子燕群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註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雲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註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逮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群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雲“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群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緻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緻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群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註引穆叔之辭乃雲：“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註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雲“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註云：“僣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註杜子春雲“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
　　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註“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
　　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製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綿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屍。”箋雲：“厲王虐而弭謗。”《蕩》箋雲“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雲“貪人敗類”，則與所諫雲“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雨無正》雲“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雲“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韋昭雲：“《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後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為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緻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為次焉。《小旻》箋雲：“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雲：“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雁》及《斯幹》、《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徵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弈》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徵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徵伐為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荊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徵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修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徵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徵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雁》也。然宣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知禮教不行，則室傢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幹》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幹》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後及子，而以褒姒為後，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後，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雲：“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後、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後，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雲：“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召旻》雲“蹙國百裏”，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雲“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舝序》雲“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後之廢黜；《魚藻》箋雲“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註皆有惑褒姒、黜申後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雲：“牝雞之晨，惟傢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緻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嘆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遹，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雲“下民卒癉，善人載屍”；《蕩》雲“斂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雲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雲“實靖夷我邦，日蹙國百裏”，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緑》，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徵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雲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逼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雲“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群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厠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傢邦”，此文王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群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雲：“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决。後為此《譜》，則决定其說為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雲：“《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先後，事必由之，故獨雲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緻四夷之侵削。今宣王起衰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雲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捨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徵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雲：“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剋。”然則什五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捲。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並，故分其積篇，每十為捲，即以捲首之篇為什長，捲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註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捲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雲：“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捲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雲“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雁》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捲，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捲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捲，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雁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雁》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捲，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捲，固當以十為別巳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捲，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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