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一蹶不振的周王室，经过这几次内乱之后，其情形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中东霸主郑国又想做好的，出面来调停，却没有成功。郑国就逮捕了不买帐的燕国的一个大夫仲父。于是郑国就把惠王送回国，并一直打到成周，把周天子的宝器都抢回来了。
掺合王室内乱的直接结果，《左传》虽然没有叙述，但历史事实表明，正是郑国的掺合，揭开了春秋时期，卿、诸侯参与周王权政变的序幕，也启发了齐桓公认识到利用王室来称霸中原的好处，于是齐桓公打起了"尊王"的旗帜。齐桓公此举虽然与郑国小霸地位的衰弱没有直接关系，但正因为桓公决策的正确，齐国逐渐强大，齐强大的另一面便是郑国的衰落。
三是祭足弄权。
权臣，在春秋战国时期始终是诸侯的心腹大患，祭足就是他们的代表。史学家们认为，这表明权力正逐渐从国君转移到卿大夫，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转变呢？第一，贵族内部之间的权力争夺，使得他们不得不努力争取卿大夫的支持，二者之间结成利益同盟，成功之后不得不与之分权；第二，随着春秋战争频率的增加，国君不得不将军权甚至外交领导权交给卿大夫。到了襄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70年的一次列国会盟，与会的几乎全部是卿大夫。而根据周制，会盟是诸侯的权力，国君必须亲自参加。
祭仲其人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则认为他是贤相，这种意见以《春秋公羊传》及汉代经学家何休为代表，"祭仲知国重君轻，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臣也。"一则认为他弄权。以杜预、孔颖达、刘敞为代表："祭仲之为人臣也，处则不能守，出则不能权，贪生而好势，废正以立乱……春秋之乱臣也。"说他是贤相，依据在于他是郑国的重臣，不仅辅佐郑庄公提升了郑国国力，而且还是托孤之臣，懂得权宜之计。具体表现就是前面说到祭足这个人被宋国算计，赶跑昭公，把郑厉公推上了君位，这件事也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他懂得权宜之计的人就说，他这样做是保全郑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听宋国的安排，扶厉公上台，他就必死无疑，他一死，郑昭公也必死，郑国必乱。所以他屈从于宋国的计谋，既保全了自己，也留住了郑昭公的性命，是两全。《春秋公羊传》就这样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是说，权宜之计的原则就是：贬损自己来实行权宜之计，不损害他人来实行权宜之计。这是一种看法。
另一种看法则是相反的。即认为祭足这样做就是正宗的弄权。因为事实上，祭足这样做，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半点损害，相反自己一直稳居相位；而他一忽儿赶跑这个，一忽儿赶跑那个，害的正是国家和百姓，郑国自此衰落。更关键的是，郑国虽然衰落，但终春秋一世，宋国始终是没有能力摆平郑国的。祭足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哪一种看法更合乎情理，近似正确呢？我认为最好由读者来评说。
我们来看祭足这个人到底是怎样弄权或者说行权宜之计的。
郑厉公即位后，宋国多次要求厉公履行当年的承诺，实际上就是向他索要财物甚至城池。弄得厉公非常恼火，不堪忍受，终于和宋国反目成仇，于桓公十三年，郑国约鲁、纪两国出兵伐宋。
那么他为什么不约更强大而且关系友好的齐国，反而去约与齐关系尴尬的鲁、纪两国呢？这里面有个奥妙，早先在郑庄公谋求壮大郑国势力之时，齐僖公也在暗里扩大自己的实力。僖公的战略意图就是远交近攻，先联络郑国，同时结好近邻鲁国，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近邻较有实力的宋、卫。后来郑庄公死了，郑国二子争位，僖公因当年公子忽救齐有恩，而子突竟逐走子忽，对子突也没多少好感，同时也预见到郑国将乱，便改变过去的策略，开始把郑国作为自己的打击目标。于是宋国见大兵压境，便向齐、卫、燕寻求帮助。齐僖公根本不愿看到自己两个近邻的势力抬头，决定完全抛弃郑国和鲁国，出兵助宋。这样就形成了宋、齐、卫、燕一方，郑、鲁、纪三国为另一方，两个集团互相攻杀，展开了一轮诸侯混战。
第二年，宋国攻郑，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并攻入城中，把郑国太庙里的椽子都拿回去做宋国卢门的缘子。可见，郑国实力己大不如前。
厉公四年，周桓王崩。厉公闻之，欲前往吊唁，被祭足劝止。祭足说："周乃先君之仇，若遣人吊丧，徒取其辱。"厉公想去却无法拂祭足的面子，无奈厉公只好听从，但心里不乐。且说祭足自恃有功，因而在国内专权，但很快就受到厉公的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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