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观众接触《红》首先是通过瓦伦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电话上的对话，我们相对米歇尔的关系也就和法官相对所有人的关系一样——偷听。但是，偷听的人绝非只有我们：法官挑战瓦伦蒂娜，问她是否敢去邻居家告诉那个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对话被法官偷听到了；瓦伦蒂娜去了，却发现那男人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分机上偷听他父亲的电话。
优雅、深思熟虑的镜头运动，暗示着一种善意的监视。和法官一样，镜头似乎能同时看到每个人物的行为。例如，在瓦伦蒂娜抓起电话前，镜头中出现了奥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也在打电话——比剧本中安排的来得早——还在电话里来了个迅速而又神秘的吻。电话铃声将画面带出他的房间——途经“约瑟夫家”咖啡店的红色顶棚——从窗户进入瓦伦蒂娜的房间。摄影机等待着女主角入画：我们听见她留在答录机上的声音，而红色摇椅的晃动则暗示她之前还在。（当她跑进画面抓起电话时，观众和打电话来的人一样，感觉松了一口气。）摄影机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伦蒂娜离开后，摄影机又仿佛自动般地转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龄球球道上，它不仅跟随着一只即将推倒球瓶的保龄球，还从瓦伦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只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皱的万宝路。我们已经知道抽万宝路的奥古斯特原本约好和卡琳在保龄球馆见面，上述的镜头运动间接地告诉我们，卡琳不会来了。（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视觉上呼应了瓦伦蒂娜和法官最后那场对手戏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当法官向瓦伦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给邻居们写信时，摄影机再次向左移动——无声无息、充满自我意识、目的暧昧——直至另一间屋里的玻璃瓶，然后才又移回。两人在剧院最后一次见面时，法官告诉瓦伦蒂娜，自己的书从二楼落下，翻开的那页上正巧有着之后考试时会出现的考题，此时，摄影机也仿佛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书本的掉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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