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这样的写法我曾经以讽刺的方式模仿过。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这时的他因戴上这么一个假面具只会使他更令人讨厌，（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也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是配给供应的。'）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当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人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随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托马斯·曼 ① 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其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配不上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体。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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