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能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
这类历史毒瘤，要割就应马上割，不要再拖泥带水，只要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不立刻这么做？刚开始也许不习惯，几年下来就不觉得了。虽然提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一提曹丕，很多人知道，提魏文帝，却鲜有人知。
人的生命有限，生活节奏又如此之快，我们能甩掉多少无聊的负担，就应立时甩掉。在转型期间也许有些不便，但渡过转型期之后，一切就好了。
问：为什么你不考虑在译文中附上原文？这样可以让读者对照着看，比较有真实感。
柏杨：对原文有兴趣的，他们可以另外购买原文对照，如要对照翻译是否错误，只要几个专家来做就可以，不必每个人都参与。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希望用译文代替原文，如果认为翻译没有错误，那以后我们根本就不要原文了。这就像我知道怎么开车就行，至于整个汽车的构造和原理，我不必懂，那是汽车专家的事。我想你这个想法，可能受了市面上作为教师补充教材的“原文对照”的影响，我们不是供人参考，而是代替原著。
问：你似乎也不考虑在译文附上各家批注，为什么？
柏杨：古文的批注多得不胜其数，张三、李四、王五都有，问题是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引用很多批注，但实际上只有一个是对的。另一种情况是他引用很多批注，却没有一个正确。古人在引用错误的批注后，往往自己会去解释为什么某人的批注不对。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是专家做的事。
我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对的批注，不必再去解释那些不对的，因为那是考据，而我们却只要结论。如果所有的批注都不对，那我就自己来做，但我不必把那些我认为不对的又搬出来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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