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几十年里，人们的注意力大都是集中在“上海”这个词上，而没有把上海人从中国人的风骨里剔出去。直到20世纪初（亦称清末民初），上海人的性格特征才开始在人们的谈论中初现端倪。当时，国内较著名的《新闻报》、《民立报》、《新青年》等都参与了有关“上海人”的讨论。其中《民立报》发表的文章最多，从《民立报》的一些妙文中，你若留意，便可见得文人们对上海人性格和品格的雏形的描述。 如病僧在《上海痛》一文中写道：“不见夫未饮黄浦水者，规行矩步如故也，一履其地，每多抑华扬洋，风尚所趋，不转瞬间，而受其同化，生存之道未效，而亡国灭种之态维肖。吾有见夫北京人之气习多官气，故以充官奴为荣，而上海人之气习多洋气，而以充洋奴为荣，而其实则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也。” （①载于《民立报》1911/6/13）这里的“充洋奴为荣”、“充卖国气以陶铸卖国奴”指的无疑就是上海男人。 又如秦镜在《上海社会之魔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之二大都市，一曰北京，一曰上海。北京者，升官发财之机枢也，上海者，醇酒妇人之渊薮也。故予尝有言，留学生一过黄海则热血变为凉血，再过渤海，则凉血更变为冷血。”（①载于《民立报》1911/9/12） 还是《民立报》上，有位署名“峰”的作者对上海大加颂扬，称上海为新文明的志士英豪角逐之地。“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①载于《民立报》1910年12月10日） 到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由姚公鹤撰写的书，名曰《上海“闲话”》，据记载，作者系常州人，长期在上海的新闻和司法部门工作，有宏阔的文化眼光。他讨论上海与近代文明的关系，认为“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椐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他认为上海与北京是中国两大中心，一为社会中心，一为政治中心。书中多有高见卓识，为同时代他书所罕见。我在查阅资料中未见找到姚公对上海人发表什么宠论，故无据可载。 真正对上海人“开骂”的应该还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正当年的郭沫若评价上海人是“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①郭沫若：《上海印象》）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连连呼应。说上海“奸商充斥，社会龌龊，算盘声，铜钱臭”云云。（①《上海社会》）同时期有一位叫“一之”的先生，据说此人旅过欧又旅过美，经历十分复杂，人称“海归派”，一之先生回国后立马卷入了声讨上海人的行列，而且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列数了上海人的23条“罪状”发表在《申报》上。 不论这23条“罪状”有多少是“罪有其实”，但笔者读来，其中有些东西还是有一定鞭挞意味的。笔者不妨举出几条，也请现今的上海人对个号，看看是否有其座：一如“无事聚立闹市路口，漫无目的闲看”；一如“易于动怒，为琐事争执”；一如“沽名钓誉，好出风头”；一如“到处隔膜，虽为邻居，形同路人”；一如“对于学问、艺术，优异者少，平庸者多”；一如“只知模仿，最喜用‘新’字，一店一物，只要有价值，总爱标‘新’，若言书籍，凡属名著，必有人依样仿造，‘新’字之外，更有‘后’字、‘续’字等巧立名目”；一如“有主张无办法，思想发达，口齿伶俐，但具体解决问题，则多无切实可行的办法”云云。 值得一提的是，一之先生在对上海男人的诟病中，有很多的习性迄今仍未见有什么改观，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将模仿自诩为“新”，现在的上海男人就还很热衷。 不过，一之先生倒挺会“做人”。他在诟病上海人部落的同时，也没忘了不痛不痒地附加一些肯定性的评语。诸如 “有创导之功能”、“女性爱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就没见到一条对上海男人稍稍留点儿面子的肯定。再看看他所数列的“罪状”几乎都与男人有关，以此可以推断：如果当年一之先生对上海人还能略微有些好感的话，那一定不是给男的。我想一之先生一定不受上海男人的欢迎，所以，他的沪上行也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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