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2005年夏天，我在半岛游牧，游牧之暇，打算写一本关于齐长城的书，既向人们揭示这条绵亘千里的长城的真正用意，也捎带向人们说明，类似齐长城这样文化色彩浓重的历史遗迹，单凭个把功底内囊空空如也的所谓"专家"，是不能看清其真相的。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股不明来路的"红学"热正在悄然升温。也许就是那股"红学"热把我的目光从齐长城牵向了"红学"。从我着手写第一篇"红学"论文，至今正好是两年时间，我是说，我涉足"红学"的时间很晚。而且我也从未想到要往"红学"腹地深入，我给自己在"红学"中定的位置就是一个匆匆过客：完成几篇"红学"论文，扩展一点视野，在自己研究"领域"之外清除一两个盲点而已。
我喜欢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尤其是胡适之麾下、顾颉刚先生的那些攻讦索隐派的言论，更是令我解颐。我不赞成蔡元培先生《石头记索隐》的观点和论证方法，对蔡元培先生竟然会正襟危坐地说那套不着边际的"索隐"很不理解：这位先哲是在说醉话吧？
我知道"红学"有"派"，自信属于考证派，我的文章原本就是用考证的方法写出来的。
2006年2月，当农历丙戌年的正月，我的三篇"红学"文章在济南日报发表，提出湘云不是脂砚斋，而宝琴才是脂砚斋的新观点。这三篇文章随即登陆舜网，尔后，据说有30多家网站转载，当时很有些影响，而且据说至今馀音尚袅袅缕缕。我之所以强调"据说"，是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学会上网，网上的消息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以后我又把另外几篇"红学"论文寄往大刊物，结果片翎无归，令我想象出纷纷铩羽的惨状。我还没有意识到"派"的巨大梗阻作用。直到今年（2007）初，我把已经见诸报端的三篇"红学"文章委托朋友递呈省内某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也有央朋友先容之意），才知道问题主要是出在"派梗"上。我还自作多情地怕人家看不懂我的观点、论据呢，其实人家根本不必看论点、论据，以及证明过程，就一眼识破了我的来路。传回来话说：索隐派的文章，我们可不敢碰。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竟然是索隐派，我怎么就沦为索隐派了呢？
我才意识到，如今的"红学"已经升华为容不得异端的神圣殿堂了。而在早年间，它不还是个"狂游客喜招"的学人驿站来吗？那时候没有"红学"专家，只有学者。当年的这个驿站，蔡元培息过肩，胡适之落过脚，而"红学"主张冰炭不相容。当然，他们都是阔主。可也有周汝昌啊，当时不就一个超龄却未毕业的大学生吗，这驿站不也有他下榻的地儿吗？现在怎么就容不得个把索隐派的梦呓、鼾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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