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停滯的帝國   》 小引      阿蘭·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三個時期的見證人
　　（1793年，1816年，1840年）
　　你們這些生活在，——尤其是剛開始生活在——18世紀的人應當為之慶幸。
　　夏特呂，《論公衆幸福》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時：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熱河行宮內，紙燈籠照耀着天子的帷幄。在龐大的英國使團中，被允許進入帷幄的唯有馬戛爾尼勳爵，他的副手喬治·斯當東爵士，他的翻譯李神父——那不勒斯一所神學院出來的一名韃靼教士——和托馬斯·斯當東，他的12歲的見習侍童，喬治爵士的兒子。男孩一年前離開英國就是為了眼下這一時刻：他負責給大使提他身着的巴茨騎士鬥篷的下襬。在旅途中，700個英國人中無一肯勞神學習中文，而他卻不費力地做到了這一點：兒童的天賦為他提供了方便。
　　 熱河（承德），乾隆皇帝坐轎禮儀帳篷（W·亞歷山大）
　　7點，皇帝終於駕臨。所有的人——朝臣、韃靼親王、附庸國的使臣——都在叩頭：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額觸地九次。所有的人都這麽做，除了英國人，他們衹將一條腿屈膝跪地：勳爵回避這個禮節，認為這是使他的國傢丟臉的事。他希望以他稱之為“大海的統治者”和“世上最強大的君主”的那個人的名義，成為有史以來世界各國第一個嚮天朝委派常駐使團的大使，第一個以平等身份同中國商談事務的大使。
　　一個內侍為他引路。馬戛爾尼由見習侍童提着鬥篷下襬登上了皇帝帳篷前的臺階。他用雙手把一隻裝着喬治三世國書的精緻的金匣高舉額前。皇帝交給馬戛爾尼一根由硬玉雕製成的白色權杖作為對喬治國王的饋贈；又給了大使本人另一根玉石節杖。馬戛爾尼與見習侍童倒退着走下來。現在是喬治爵士由他的兒子陪同上去行屈膝禮。皇帝同樣賜與他一塊雕刻過的寶石。當他聽說見習侍童會講中文時，他解下挂在腰間的黃色絲織荷包，破例將它賜給孩子，他還表示希望聽他說話。托馬斯自如地嚮君主表示從他尊貴的手中接受饋贈時的感激之情。乾隆顯得很高興，似乎孩子得體的表現使皇帝忘卻了他主人的失禮行為。一個斯當東代替另一個斯當東。
　　23年後，1816年8月28日，托馬斯·斯當東既長了年齡，又升了職務，他正準備英國使團對天子的第二次覲見。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兒子嘉慶。托馬斯也代替他父親成了使團的第二號人物。新的大使名叫阿美士德勳爵。
　　英國人抵達北京時已疲憊不堪。因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們自進入中國領土起便不斷表示其堅定不移的立場；他們不會叩頭。
　　托馬斯爵士已在澳門和廣州居住了近12年，先是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專員，後來成為該公司的代理人。作為第一個會講中國話的英國人，他是嚮西方揭示曾被傳教士的烏托邦主義所掩飾的中國的另一面的首批英國漢學家之一。與為馬戛爾尼充當顧問的父親相比，他更是阿美士德可貴的副手，因為他熟識中文和中國人。
　　然而，阿美士德勳爵和托馬斯爵士深夜剛到北京，便被推入圓明園的一個院子裏。中國人要讓他們當場就俯伏在嘉慶的腳下。有人抓住他們的雙肩。他們抵擋着別人的推推搡搡。他們拒絶見皇帝嗎？於是馬上就把他們趕了出去。托馬斯爵士，鴉片的代言人
　　又過了24年。1840年4月7日，下議院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在廣州的英國商人受到處死的威脅；正在準備對中國派遣遠征軍。一位受人尊敬的議員，托馬斯·斯當東爵士起身發言。48年前，他隨前往中央帝國的第一個英國使團在樸次茅斯登船。他正是由樸次茅斯選出的議員。他說：
　　“我們進行鴉片貿易，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沒有：當兩廣總督用他自己的船運送毒品時，沒有人會對外國人也做同樣的事感到驚訝。”
　　“北京朝廷有權強化司法措施以製止鴉片貿易。但迄今為止對外國人最重的處罰是禁止經商或驅逐出境，現在它能粗暴地判處他們死刑嗎？這種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對人權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國人要像對待他們的叛亂分子一樣用劍刃來對待英國人，我們要小心！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麽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全場肅靜，傾聽他的這番講話：所有人都知道，不僅沒有一位議員，而且沒有一個英國人比他更瞭解中國。幾分鐘後，大廳裏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以表示歡迎他的結論：“儘管令人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1793年，兩個第一年
　　11歲時作為英國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見習侍童；35歲時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歲時當上了議員並極力主張進行鴉片戰爭：這便是那位有運氣親自參加了發生在半個世紀內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見證人。
　　遠東和中國的關係並非始於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長期對抗的意想不到的起點，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還沒有停止對此承擔後果。
　　1793年：對法國人來說是個多麽具有法蘭西意義的年份！簡直可以說歷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毀滅性的能量與創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發生的事件上。法國開始嚮歐洲開戰，並非為了擴大一個省份，而是為了“打倒暴君”。
　　這同世界上另外兩個更為強大的國傢裏的平靜氣氛相比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照呀！——在同一年，這兩個強國以無事的方式將造就後兩個世紀的歷史！從表面上看，聯合王國和中國什麽都沒有發生。英國人眼見成千上萬驚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來，儘管對法國發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還是置身事外。在中國，乾
　　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統治。他對國民公會和法蘭西共和國一無所知。當消息最終傳至北京時，除了像一則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現了竜捲風這樣的無用新聞外，還會給他帶來什麽呢？
　　當時，英國是這樣一個西方國傢：儘管國土有限，人口不多，卻由於商品經濟，機械化及工業革命而取得了飛速的發展，所有這些在大陸歐洲則還處於摸索階段。中國也達到了鼎盛時期。在乾隆皇帝漫長而輝煌的統治時期，中國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還多，它的領土面積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國恩澤擴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羅、緬甸、尼泊爾、西藏……朝鮮、滿洲裏、蒙古、突厥斯坦及中亞直至威海，甚至裏海。從未有過如此多的人對同一個政權表示順從。
　　在這兩個人類取得豐碩成果的國傢之間，直到那時僅有少量的貿易把它們聯繫在一起。如果這兩個世界當時增加接觸，相互吸取對方最成功的經驗；如果那個比其他國傢早幾個世紀發明了印刷術和造紙，指南針和舵，炸藥和火器的國傢同那個剛剛馴服了蒸汽，並即將製服電力的國傢把各自的發明融合起來，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信息和技術交流必將使雙方的進步源源不斷。這將是一場什麽樣的文化革命啊！……
　　這就是歷史賦予遠東和遠西的機會。但是聾子——地球上最強大的聾子——之間的對話使這個機會付諸東流。兩個傲慢者互相頂撞，雙方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把對方推到野蠻人的邊緣。
　　中國拒絶對世界開放，而英國人則不管別人願意與否想讓世界對所有的交流開放。歐亞大陸的兩極在50年裏將從文化衝突變成兵戎相見。
　　托馬斯·斯當東是一個錯過了重要機會的“帶有傾嚮性的旁觀者”。

　　　　王国卿 毛凤支 谷炘 夏春丽 钮静籁 薛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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