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功用
1970年冬天，在纽约曼哈顿区一个医师的聚会中，有人问大诗人奥登（已故），诗究竟有什么功用?
研究科学和经济的这类“实用主义”者，动不动就讲功用，不足为奇，何况美国是个彻头彻尾的功用挂帅国家。
这实在是个非常棘手的题目。要是听众是学文艺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问这些外行话。可是听众是医生，即使奥登肯花两个钟头给他们讲一课，由荷马史诗讲起，这种“恶补”，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头痛吃阿司匹林，肚子饿了吃饭，可是读莎士比亚不能充饥，不能治病，说来说去，还是不见“功用”。
也许奥登也体会到这种“业沟”的问题，他答得也简单。但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其答言简而意赅。
他说：“诗的功用，无非是帮助我们更能欣赏人生。或者，反过来说，帮助我们承担人生的痛苦。”（To enable people a little better to enjoy life, or a little better to endure it．）
接着又有客问：那么何者为二流诗人?老诗人皱纹重叠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说：
“如果你找出同一人写的两首诗，你看了以后，不能鉴定哪一首为早期作品，哪一首为后期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二流诗人了。”
这个答案，不知在场的听众满不满意，在笔者来讲，颇有问题。
后期作品是不是一定比早期作品成熟?在奥登来讲，这想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事实不然吧?他自己也应该知道，文学作家并没有什么“老而弥坚”的事。有些人固然越写越好，但同时有不少诗人（或小说家）越写越坏。
同时出现另一个问题，二流诗人和一流之末的界限，实在很难划分清楚。几百年前被人打入冷宫的“二流诗人”，日后偶然为某些一言九鼎的大批评家（如艾略特）发现了，重新被人用时尚的批评眼光去估计，说不定又是另一种身价。
奥登的诗人鉴定说不可作准，但他对诗的功能的见解，倒是别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欣赏人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又是另一番境界。想通了，就较容易承担人生的苦难了。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