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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 》 盛世之毀——甲午戰爭110年祭 》
西學東漸(1)
許華 Xu Hua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西学东渐(1)
——（美）馬士·宓亨利
“天朝物産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之說，確為中國社會數千年來
的基本事實——康乾盛世更是當之無愧。並且，從馬可·波羅在華奇遇、貿易及傳教活動在康乾時期的活躍等等都不難看出，雖然中國封建帝王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卻並不像一些後人所想象和宣揚的那樣，天然而拙劣地排斥、抵製西方人及其所帶來的那部分西方文化，而是對當時文明程度總體上仍遠不如中國的“夷人”表現出禮儀之邦的雍容大度，或者說是“王者風範”。
然而，種種“西學”仍千方百計突破“大清律”的種種禮儀規範和法律束縛而“東漸”。
在所謂的“西學東漸”背後，有着英明如乾隆皇帝的前清中國社會精英所料想不到、也難以理解的不少新生事物。不過，如果以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正在迅速發展變化的西方文明知之甚少而斷言或責備康乾君臣們孤陋寡聞或鼠目寸光，卻有失偏頗。因為，東西方文化交往、演變的實際情形，比一般人可能從書本中或道聽途說所瞭解到的要具體而錯綜復雜得多。
經由南北絲綢之路與中國、印度和阿拉伯地區的古代世界貿易，演繹出地中海一帶的重商主義，並進而促成歐洲社會的文藝復興運動。指南針的普及和日心說的問世，刺激了歐洲社會的環球探險熱潮，並得到一個巨大的驚喜：1492年，哥倫布在探尋通往東方樂土的海上捷徑時，意外發現了一個所謂的“新大陸”。美洲大陸被拜金主義的歐洲人發現，對印第安人和其他“老美洲”來說，無疑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文明開化”的歐洲人，成群結隊地擁嚮美洲大陸，叫囂着“除了死的印第安人之外，沒有好的印第安人”，野蠻侵占土著人的傢園，瘋狂地把對洋槍洋炮沒有招架之力的男女老少趕盡殺絶。【中國人若不是足夠強大，國民在甲午戰爭之前的鴉片戰爭中就會淪為東方的印第安人？
在“十字軍東徵”與“聖戰”的較量過程中並沒有占到太多便宜，並最終被堅韌不屈的阿拉伯人在阿富汗打掉“東徵”信心的歐洲人，不僅在美洲搶到了財富、找回了勇氣，還變得更加貪婪、殘酷和“聰明”，他們嚮上帝、戰友和受害人宣稱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的生存競爭，並一鼓作氣地把殖民的船隊開嚮了比美洲大陸更遙遠的地方。
16世紀初，葡萄牙殖民者就開始對亞洲進行擴張。繼1511年占領馬六甲之後，1517年乘炮艇抵達我國廣州，企圖轟開中國的大門，被明王朝打退。1522年，“探險傢”麥哲倫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完成了環球航行。1554年，葡萄牙人又以貿易為名，闖入廣東，通過收買、脅迫地方官，以晾曬“水漬貢品”的名義藉占澳門，然後以此為基地，往返於歐亞之間。明朝萬歷八年（1580年），一批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被有組織地派往澳門傳教。之後，利瑪竇、龐迪我等牧師陸續來到中國，開始其影響大清帝國和整個中華民族命運的西方勢力宗教“浸潤”生涯。1601年，西方傳教士終於以傳授自然科學的名義，促使明朝皇帝准許其在北京興建教堂。
但是，荷蘭人在廣東通商的要求被拒絶，他們便武力攻打澳門，結果又被打敗。20年後，荷蘭人又一次攻打澳門和中國其他地方。“探險傢”邦庫特在1646年出版的《東印度航海記》中這樣寫道：“（1622年10月）18日，我們八艘船，奉命開往漳州河和中國沿海一帶，看看通過我們的敵對行動和使用武力，能否使他們來同我們通商。我們停泊在一個小灣裏，用我們的單桅帆船縱火焚燒，被燒的大小中國帆船多至六七十艘。”該書還記載，荷蘭人在海上搶劫了一艘滿載貴重貨物開往馬尼拉群島的中國商船。船上250人被押到了澎湖列島，與其他船衹劫去的中國人一起共約1400人，替荷蘭人做苦工，修築城堡。完工之後則被像黑奴一樣運到雅加達出售。
實際上，正如美國學者馬士·宓亨利在《遠東國際關係史》中所強調的那樣：
中國人對西方國傢的看法，由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半海盜行為、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殺以及荷蘭人的鬍作非為所形成；而英國人卻是1637年用大炮打開通商門徑的人。
或許，乾隆皇帝最終都未能意識到，在他即位前20多年的1640年，在亞歐大陸另一端的英國所爆發的革命，已經開啓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中國社會傳襲了近兩千年的封建制度，正在被從重商主義、文藝復興和海外掠奪中崛起的新興貴族、商人、手工業者、新教徒、市民和殖民主義者們革命。【西方世界對東方的侵略擴張能力和方式也隨即發生漸進的質變。】
不過，即便是早期來華淘金的西洋商隊如此野蠻和鬍作非為，起始於清朝順治元年（1644年）、結束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海禁”卻並非針對他們。實際上，當時“海禁”的根本目的並不在於限製海外貿易本身，而是防止南明王朝通過海岸綫和臺灣海峽獲取不利於清王朝的種種戰爭利益。【這種限製與近現代國際法中對交戰敵國的貿易禁令本質相同。這種禁令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普遍存在。】
本書對清朝“鎖國”舉措的解讀，雖然明顯與近百年來史學界的主流認識大相徑庭，但至少可以得到四個方面的強有力證明：1．嚴禁的範圍主要局限於“海禁”，並不嚴禁陸地的國際邊境貿易；2．限製的重點是可用於海戰的大型船衹、舵工以及硝磺、軍器、鐵器、米糧和書籍【含文獻資料，尤其是軍政情報】等戰爭物資；3.康熙皇帝在統一臺灣——即戰勝南明王朝所遺下的最後一股較大軍事勢力——之後，立即恢復臺海貿易；4.臺灣統一之後立即開放廣州、漳州、寧波和臺山（今連雲港）四口通商。【1.國人為什麽會普遍將此段歷史誤解為嚴禁海外貿易、閉關自守，是一個重要的史學之謎。2.黃：清朝仍是一個以農為本、重農輕商的傳統封建帝國，故滿足於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無需他國的商品涌入，更無嚮外侵奪之貪婪。】
後人還從《大清會典》中不無驚訝地發現，乾隆王朝實際上莫名其妙地將荷蘭、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算作了自己的朝貢國。【1．餘：開闢通商口岸，可以理解為一種對這些朝貢國的友好回贈。2．黃：天朝獨尊、皇權至上，衹可惜這種夢幻以後被洋槍洋炮打破。3．清廷將殖民行為誤解為朝貢，還可能與西方人的欺騙言行有關。】1699年，英國還依照相關法令在廣州建立了商館，英中貿易與日俱增。
清朝對海外貿易的“嚴禁”，實際上起始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這一年，清廷關閉了粵、閩、江三處海關，衹開放廣州一處為對外貿易口岸。接着，乾隆皇帝又進一步頒布了《防夷五事》。
是什麽原因促使乾隆王朝對西方貿易態度發生歷史性轉變的呢？該舉措又如何被演變成為近代中國的一係列屈辱呢？這無疑是中國史學界應追根求源、研究透徹的重要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這種轉變顯然與英國有關。
18世紀30年代，英國進入“産業革命”時期，並很快成為歐洲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傢，先後打敗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成為稱霸歐洲的“海上之王”。這時，英國人决心突破廣州一口通商的限製，擴大對華貿易。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剛剛平息安徽馬朝柱在“西洋寨”旗號下的聚衆謀反，發出對天主教的禁令，1755年英國的武裝商船就駛抵寧波，這引起清廷的嚴重警惕。【清廷發現，西方人到中國來做貿易和傳教的背後，絶非為了所謂的朝貢，而是潛伏着很多名堂。】1757年，也就是英國占領鴉片産地孟加拉國的同一年，乾隆皇帝頒布海禁詔令，封閉江、浙、閩三關，衹留粵海關廣州一處對外通商，並提高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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