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广州的深度组合   》 “一口通商”成就的广州(1)      Li Dahua    Zhou Cuiling

  “一口通商”与门户意义
  半个世纪以来,对广州城市的定位认知出现了各种的反复,但 “千年外贸港市”这一历史定位从未被置疑过。广州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是历史最长的口岸城市,这是由历史、机遇、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由天时、地利以及人的因素共同造就的。
  在中国许多的外贸港市中,有的虽然开港很早,但很快就衰落了;有的有着全国地位的大港,却是开港较迟的;只有广州开港最早,并一直保持着国内第一流的大港的地位。广州港四易港址,南海神庙是最早的港址,成为历史港市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 标志建筑。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的封港闭关,但这些外部原因一旦消失,广州便立即恢复了它的对外贸易生机。
  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出土的银盒以及玛瑙、水晶等多种质料珠饰,有的是中亚或南亚的舶来品,则可见一斑。梁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十多批,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另外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当时侨居广州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数以万计,最盛时达十万人以上。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在蕃坊(今广州光塔路)修建了伊斯兰教寺--怀圣寺。从五代到北宋,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明朝到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当时我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各个港口都关闭,广州便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
   Wanpooh:凤埔
  提起“黄埔”两个字,不论广州人还是外地人,总会想起黄埔军校、黄埔港、黄埔区等。这些地名的来源,都和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东侧,东南环城高速公路旁的一条宁静的小村庄——黄埔村有着莫大关联。这个如今叫做黄埔的村子,经过专家们的考证,证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条村一直以“凤浦”为名,到了清朝,众多外国商船跳下许多金发碧眼的“夷人”,这些夷人以他们的发音习惯,把这里称作“Wanpooh”,渐渐地以讹传讹,“凤浦”就成了“黄埔”,久而久之,原来的“凤浦”反而被忘记了。外国船与商人的到来,给本地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的变化,更是一段中外贸易的历史。
  唐代时广州的港口设在今黄埔南岗庙头村的菠萝庙,后迁移到了黄埔村。清代,黄埔村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尤其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置粤海关,并在黄埔村南边的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后,黄埔村遂成了中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和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之所。琶洲岛上的琶洲塔就是当年商船的航标之一。
  1882年初次出版的《广州“番鬼”录》是美国人威廉· C亨特所著。他在1825年到广州, 1844年返回美国。他在书里主要描述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外商在广州口岸活动的情形。书中所记均是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之事,内容涉及早期中西贸易以及中西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作者关于当日黄埔岛的记载——
  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美] 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
  “Canton”:被世界认知的广州
  早期中西贸易中合法贸易主要是茶丝贸易,《广州“番鬼”录》的作者分别在“茶叶”和“茶丝贸易”两节,列举了作为一个最具现代意义的口岸城市的“国际性”——积极地面向世界的姿态。如广州的旧英文译名“Canton”,被国外许多地方取为地名,可见一斑。
  他举例说,当时流行一种广东英语——
  这种广东英语“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 ([美] 威廉· C亨特:《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
  它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粤语的特殊表达而成的特殊语言,通行于广州与外国的商业贸易活动中。
  他观察到,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被指定为外国商船的碇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这4个环节相互联系,又各自形成一套传统,运作非常有序、符合国际惯例。
  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时广州作为外贸大港所具有的秩序和规模。
  从历史港市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看,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一直积极参与世界大循环,培养了广州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显然,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选择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开放性与商业性并重,塑造了有别于内陆黄色文明的、面向海洋的“蓝色文明”风格。
  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一元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发展道路不同,近代以来面向世界的广州和珠三角走的是工商并重的道路。近代工业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广州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和规模化,替代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其次是珠江三角洲的多样化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多元经济。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赋予广州人重商的传统,而商业活动更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之一,从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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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广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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