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一位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埃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难言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天一早，又有消息传来说，那个仆人也死了！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锸，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面有难色，我说，你我同他们还不都是一样的！两人相顾一眼，也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同行的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也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都与我有着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吧，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无法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奄忽之间三个人全死了！他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股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抔黄土又将埋我！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蝼蚁，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眼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遭受和他们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凹陷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
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儿就挖好了。很快，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小土包与周围的风物很是和谐，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地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于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瘅疟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忧能不死吗？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了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又意犹未荆这情形就像三个多世纪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兮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间令人气沮的狗苟蝇营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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