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西学东渐(1)
——（美）马士·宓亨利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之说，确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来
的基本事实——康乾盛世更是当之无愧。并且，从马可·波罗在华奇遇、贸易及传教活动在康乾时期的活跃等等都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封建帝王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却并不像一些后人所想象和宣扬的那样，天然而拙劣地排斥、抵制西方人及其所带来的那部分西方文化，而是对当时文明程度总体上仍远不如中国的“夷人”表现出礼仪之邦的雍容大度，或者说是“王者风范”。
然而，种种“西学”仍千方百计突破“大清律”的种种礼仪规范和法律束缚而“东渐”。
在所谓的“西学东渐”背后，有着英明如乾隆皇帝的前清中国社会精英所料想不到、也难以理解的不少新生事物。不过，如果以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正在迅速发展变化的西方文明知之甚少而断言或责备康乾君臣们孤陋寡闻或鼠目寸光，却有失偏颇。因为，东西方文化交往、演变的实际情形，比一般人可能从书本中或道听途说所了解到的要具体而错综复杂得多。
经由南北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古代世界贸易，演绎出地中海一带的重商主义，并进而促成欧洲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指南针的普及和日心说的问世，刺激了欧洲社会的环球探险热潮，并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1492年，哥伦布在探寻通往东方乐土的海上捷径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所谓的“新大陆”。美洲大陆被拜金主义的欧洲人发现，对印第安人和其他“老美洲”来说，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明开化”的欧洲人，成群结队地拥向美洲大陆，叫嚣着“除了死的印第安人之外，没有好的印第安人”，野蛮侵占土著人的家园，疯狂地把对洋枪洋炮没有招架之力的男女老少赶尽杀绝。【中国人若不是足够强大，国民在甲午战争之前的鸦片战争中就会沦为东方的印第安人？
在“十字军东征”与“圣战”的较量过程中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并最终被坚韧不屈的阿拉伯人在阿富汗打掉“东征”信心的欧洲人，不仅在美洲抢到了财富、找回了勇气，还变得更加贪婪、残酷和“聪明”，他们向上帝、战友和受害人宣称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生存竞争，并一鼓作气地把殖民的船队开向了比美洲大陆更遥远的地方。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对亚洲进行扩张。继1511年占领马六甲之后，1517年乘炮艇抵达我国广州，企图轰开中国的大门，被明王朝打退。1522年，“探险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完成了环球航行。1554年，葡萄牙人又以贸易为名，闯入广东，通过收买、胁迫地方官，以晾晒“水渍贡品”的名义借占澳门，然后以此为基地，往返于欧亚之间。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一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被有组织地派往澳门传教。之后，利玛窦、庞迪我等牧师陆续来到中国，开始其影响大清帝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西方势力宗教“浸润”生涯。1601年，西方传教士终于以传授自然科学的名义，促使明朝皇帝准许其在北京兴建教堂。
但是，荷兰人在广东通商的要求被拒绝，他们便武力攻打澳门，结果又被打败。20年后，荷兰人又一次攻打澳门和中国其他地方。“探险家”邦库特在1646年出版的《东印度航海记》中这样写道：“（1622年10月）18日，我们八艘船，奉命开往漳州河和中国沿海一带，看看通过我们的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能否使他们来同我们通商。我们停泊在一个小湾里，用我们的单桅帆船纵火焚烧，被烧的大小中国帆船多至六七十艘。”该书还记载，荷兰人在海上抢劫了一艘满载贵重货物开往马尼拉群岛的中国商船。船上250人被押到了澎湖列岛，与其他船只劫去的中国人一起共约1400人，替荷兰人做苦工，修筑城堡。完工之后则被像黑奴一样运到雅加达出售。
实际上，正如美国学者马士·宓亨利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所强调的那样：
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看法，由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半海盗行为、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37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
或许，乾隆皇帝最终都未能意识到，在他即位前20多年的1640年，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英国所爆发的革命，已经开启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传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制度，正在被从重商主义、文艺复兴和海外掠夺中崛起的新兴贵族、商人、手工业者、新教徒、市民和殖民主义者们革命。【西方世界对东方的侵略扩张能力和方式也随即发生渐进的质变。】
不过，即便是早期来华淘金的西洋商队如此野蛮和胡作非为，起始于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结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海禁”却并非针对他们。实际上，当时“海禁”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限制海外贸易本身，而是防止南明王朝通过海岸线和台湾海峡获取不利于清王朝的种种战争利益。【这种限制与近现代国际法中对交战敌国的贸易禁令本质相同。这种禁令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普遍存在。】
本书对清朝“锁国”举措的解读，虽然明显与近百年来史学界的主流认识大相径庭，但至少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强有力证明：1．严禁的范围主要局限于“海禁”，并不严禁陆地的国际边境贸易；2．限制的重点是可用于海战的大型船只、舵工以及硝磺、军器、铁器、米粮和书籍【含文献资料，尤其是军政情报】等战争物资；3.康熙皇帝在统一台湾——即战胜南明王朝所遗下的最后一股较大军事势力——之后，立即恢复台海贸易；4.台湾统一之后立即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和台山（今连云港）四口通商。【1.国人为什么会普遍将此段历史误解为严禁海外贸易、闭关自守，是一个重要的史学之谜。2.黄：清朝仍是一个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传统封建帝国，故满足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无需他国的商品涌入，更无向外侵夺之贪婪。】
后人还从《大清会典》中不无惊讶地发现，乾隆王朝实际上莫名其妙地将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算作了自己的朝贡国。【1．余：开辟通商口岸，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这些朝贡国的友好回赠。2．黄：天朝独尊、皇权至上，只可惜这种梦幻以后被洋枪洋炮打破。3．清廷将殖民行为误解为朝贡，还可能与西方人的欺骗言行有关。】1699年，英国还依照相关法令在广州建立了商馆，英中贸易与日俱增。
清朝对海外贸易的“严禁”，实际上起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这一年，清廷关闭了粤、闽、江三处海关，只开放广州一处为对外贸易口岸。接着，乾隆皇帝又进一步颁布了《防夷五事》。
是什么原因促使乾隆王朝对西方贸易态度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呢？该举措又如何被演变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屈辱呢？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界应追根求源、研究透彻的重要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种转变显然与英国有关。
18世纪30年代，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时期，并很快成为欧洲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成为称霸欧洲的“海上之王”。这时，英国人决心突破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扩大对华贸易。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刚刚平息安徽马朝柱在“西洋寨”旗号下的聚众谋反，发出对天主教的禁令，1755年英国的武装商船就驶抵宁波，这引起清廷的严重警惕。【清廷发现，西方人到中国来做贸易和传教的背后，绝非为了所谓的朝贡，而是潜伏着很多名堂。】1757年，也就是英国占领鸦片产地孟加拉国的同一年，乾隆皇帝颁布海禁诏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并提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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