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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冬天,经济状况已经大有好转的齐白石,花2000银元买下了跨车胡同的住宅,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而那时他已64岁。
北京一般的四合院种的多是丁香、海棠、月季、石榴等有姿采的花花草草。可是齐白石的南院除了甬道被铺上了砖,地里也种满了丝瓜、葡萄和苋菜,使得家乡的景致在这里也生了根。又或者,齐白石并不单单是思恋故乡的山水,更重要的是他画上的一草一茎都由这田间地气地相摩相荡而生成。
据齐白石的孙女婿马泉回忆说:“家中的院子里种满了藤萝、豆角,还养了鸡和猫,看起来有点儿田园生活的味道。这些花草和小动物,都是齐白石作画的模特,他总是要先细致观察,再动笔。”
他还曾经对他的子女发难:“你们画了半天丝瓜和牵牛花,你们知道丝瓜和牵牛花的蔓是往左旋还是右旋?”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问住了,齐白石一看问到了节骨眼上,就说:“应该知道事物的一些细节,只有知道了细节,做事才有根。但真到了画上,又不必拘于实的限制,怎么好看可以怎么处理。”
清代的学者龚自珍说:“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呓。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齐白石细心地琢磨和观察事物的形态,是“善入”,但不为定法所拘泥,则是“善出”。
“善出”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齐白石每一幅画像,画的都是他的情感,这些景物,仿佛是偶然介入的,是诱发他情感的某种因素。尽管齐白石选择的多是生活中琐碎的角色,但却并不见得他画中的真意,也同这些事物一样,容易被人轻易地忽略过去。比如他借诗画影射日寇汉奸,在一幅《群鼠图》上写道:“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本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成了日寇的精神缩影。对于齐白石而言,画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形矣。
不但在画里巧妙地给日寇以难堪,“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1939年,老人在门上贴出13个大字:“白石老人心脏病发作,停止见客”。即使不久后因为经济困难,他不得不重新卖画刻印,但为了不被日伪利用,又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示:“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
很多人说齐白石的童心表现在作画时,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一些可爱的细节处,可是这不也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生动表现?“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人心本净,客尘所染”,使很多人不再做出对社会人事的真实感受和真实反映。
齐白石的倔犟像一个天真的孩童:不爱做的事,决不勉强;看不惯的事,张嘴就说。艺术家不能做《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两个骗子,在人群里招摇而过,而应当成为那个跳出来的孩子,或者,索性成为齐白石的那支画笔。
尽管齐白石借画鸣心中之不平,但是,并没有让人感到沉重的负担,没有意义模糊的泥沼,更没有迂回百转的难解之情,甚至能使人看完乐出声来,“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件东西:不是一种生性轻松的感觉,就是一种通过艺术和知识而变轻松的感觉”(尼采)。齐白石的画就能使人在画里卸下一个“自然人”之外的铠甲和装备。
不光艺术创作方面,这个固定的居所,也是一片不断生长出一些关于齐白石的小故事和小趣事的泥土。黄永玉在回忆录里写道:“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打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经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点心端出来。月饼只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我远远注视这久以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动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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